兩年前，大四的薛逸凡站在北大圖書館門口，身著學士服，拍下了這張“北京大學2010級古生物專業合影”。畢業合照通常人多臉小、需費力辨認，因專業特殊，她成為當年照片中唯一的“主人公”。

　　兩年后，經過上周五的答辯，薛逸凡的師弟安永睿和馬來西亞留學生侯銘泳也將從元培古生物學專業畢業。

一張“一個人的畢業照”，讓北京大學古生物學專業一夜走紅。

　　安永睿一張健身時的照片，也在媒體“六代單傳專業”的標簽下，廣為流傳。

　　從2008年到2016年，張博然、劉樂、劉拓、薛逸凡、侯銘泳、安永睿，以及正在讀大一的余逸倫，這就是北大元培學院古生物學專業發展至今的所有學生。

　　在那張照片“走紅”之前，多數人沒怎么聽說過古生物學這個專業，本校的很多同學甚至不知道北大有這個專業。

　　現任中國古生物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地質大學（武漢）教授童金南認為，“一個人的專業”這種說法是炒作概念。

“格外孤獨”，卻不是一個人在戰斗

　　被媒體稱作北大古生物學“第二任”學生的劉樂，見證了這個專業最初的時光。

　　在劉樂的記憶里，2007年底的古生物學第一次專業說明會，是他進入古生物學的起點。他拉上了幾個同級的同學，在一個不大的會議室里，“當時來聽的可能不到10個人”。

　　當時的劉樂還不認識被冠以“第一任”稱號的師兄張博然。

　　作為“第四任”，薛逸凡高考裸分超過北大分數線一截，并非像部分媒體報道的那樣被北大“降分錄取”。

　　從幼兒園開始，這個小姑娘就對動物很感興趣，除了動畫片，她看的最多的就是各種紀錄片。“《人與自然》什么的都不算最喜歡的，太短。”那時候的她已認識很多恐龍，“總覺得男孩子玩的恐龍玩具都有各種設計比例上的不對。”

　　讓安永睿和侯銘泳最終選擇這個專業的理由，也只有兩個字：興趣。

　　但在興趣之外，他們還要面對親戚朋友對“小眾”學科的不清楚與“不看好”。

　　古生物學是研究史前生命演化及環境變遷的、生命科學和地質學的交叉學科。這意味著他們既要上地球與空間科學學院的地質學相關課程，也要上生命科學學院的生物學課程。

　　“沒有一個人的課堂。”薛逸凡曾向外界澄清。

　　地質和生科的課程常有沖突。這種情況下，薛逸凡會優先保證按照年級順序修地質的課程，然后借生物競賽的底子跨年級修生科的課程。

　　有一次有人見到“傳說專業的傳奇人物”薛逸凡時，很興奮地對她說，“原來你就是那個古生物啊！”薛逸凡心里默默開了“彈幕”：我還活著呢。

　　但更多的人并不認識她。在大二分專業之后，專業內部的同學都熟了起來。薛逸凡也跟地質系的同學有所交流。但是每次到生科上課，因為跨年級的關系，她就像突然闖入了一個“熟人社會”的陌生人一般。

　　她會找一個角落坐下，身旁的那個座位卻始終等不到一個坐下來的人。

　　留學生侯銘泳也能體會這種“一個人”的感覺。“有時老師會直接對班長交代事務，若不事前和老師知會一聲，時常被遺忘。”一個人到其他院系上課也很難借鑒前人經驗，“總是需要在課上和課后格外加倍地專注和努力”。

　　講到“加倍”，薛逸凡在做生物學實驗時，恰巧趕上本該同桌的生科搭檔換課。于是整個學期，她“一個人做了兩個人的實驗”。

　　這種“一個人”的感受在面對對專業的不了解時也很突出。親友中仍有人將考古和古生物學混為一談，“不知道古生物有什么可搞的”，或是覺得“將來收入比不上學經濟的”。

　　劉樂向他們“簡單粗暴地”解釋了無數遍：“我們挖山挖骨頭，考古挖墳挖罐子。” 薛逸凡通俗點的說法是，古生物學是“研究化石，不是研究文物或者墓穴的，雖然在古人類和考古領域有所交集”。

　　古生物學專業的學生雖然有一種“格外的孤獨”，但是事實上，即便在北大，學習古生物學，他們也“不是一個人在戰斗”。

我為你翻山越嶺，卻無心看風景

　　“我們手中描繪古老地史故事，我們腳步觸動地球生命軌跡，我們內心關懷環境演化圖景。”

　　這三行字印在今年古生物本科生答辯教室門口的一塊牌子上。

　　在今年畢業的16位“古生物學與地層學”專業的學生中，做古生物學研究的，就不止安永睿和侯銘泳二人。

　　在北大地質系，古生物學一直作為二級學科和研究方向存在，只是不被稱為一個單獨的“專業”而已。

　　在“一個人”的概念之下，古生物學專業紅了，但這個學科的歷史和這些研究者科研的常態，卻像是他們鑿開堅硬地表想要獲得的化石那般，被掩在叢叢雜草與灌木之下。

　　除上課和實驗外，“出野外”是每個暑假古生物學本科生的必修課。

　　劉樂第一次出野外時，是在北京西山。雖然7月初高溫多雨，地上有些泥濘，但他覺得“強度還好”。可剛過一天，還沒等到真正動手“挖山挖骨頭”，上過一學期古生物學課的一位同學就選擇了退出，留他一個人面對并不熟識的三四十位地質系同學。

　　第二天太陽很毒，再下山時，這幾十號人就把村口小賣部的礦泉水洗劫一空。

　　幾年后，薛逸凡也體驗了“出野外”的辛苦。一出野外“最長要8個小時”，在高溫之下長衣長褲，還要背上地質錘、鎬頭、鑿子等各種工具，還有這一天所需的吃喝。

　　他們去過海邊，翻過山脊，也曾在高速公路邊上行走，車流唰唰地過，他們就在一旁想辦法取巖石樣本。出野外，他們要動手測繪，畫剖面圖，做精確記錄。半夜回住宿地，還得記錄野外報告。

　　同行的同學有被蜱蟲咬過的，有掉過斷崖摔傷的。有一回，薛逸凡需要一個人去看火成巖。翻過山脊時因為太陡，她擔心自己萬一掉下去，下面太深，別人都不知道該往哪兒找。于是她就先拍好這個位置的照片，然后把相機扔到了別人能看到的地方。

　　薛逸凡是這8年北大古生物專業的唯一一名女生，“有不少女生是因為出野外，就在碩士時放棄了”。

　　雖然辛苦，但“出野外是獲得化石的必要途徑。”劉樂說，“野外工作是古生物學研究的根本。”

　　薛逸凡和劉樂都認為，他們已經比“上山背饅頭，下山背石頭”的老前輩幸福太多。

　　“找到保存精美的化石的時候，真的是發自內心高興啊。”發現了好的標本時，劉樂會把它先放到一個安全的地方，然后拿紙和棉花包好，塞進標本袋。如果趕上下雨，他們還會給標本撐上傘。這精細的程度，仿佛是眾里尋他千百度遇上了一個心儀姑娘。

　　薛逸凡說，“搞地質最驕傲的事就是，死的時候還穿著登山靴。”劉樂感慨，一些老先生們七八十歲依然親自帶著他們出野外。

　　在他們看來，用雙腳丈量時間和空間，一個“苦”字，哪里能抵得過大家談起專業時，閃閃發亮的眼神。

　　知乎上有一則提問，出野外是一種什么樣的體驗。票數最高的回答是一句歌詞：我為你翻山越嶺，卻無心看風景。

以平常心對待轉行

　　“給古生物一個正式的暫別。”薛逸凡在微博上寫道。

　　不再將古生物學作為“職業”，攻讀“癌癥信號網絡”博士，想幫助更多癌癥患者，是她目前的選擇，與她至今還喜愛古生物學并不矛盾。

　　“轉專業都很常見。只不過社會上覺得特別點的專業一變就變化很大。”薛逸凡擔心過外界對轉專業產生誤讀。從兩年前開始，“一個人的畢業照”、古生物學和薛逸凡，在大眾的腦海中被天然地聯系起來。

　　與大眾對古生物學知之甚少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在古生物學研究中所處的世界領先地位。

　　剛進入21世紀，一系列中國古生物學的驚世發現，就震驚了國際學界。頂尖科學刊物美國《自然》雜志以《騰飛之龍》為題，結集出版了中國古生物學的前沿成果。

　　《騰飛之龍》出版時，古生物學正從上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的困難期中回暖。新世紀到來后，隨著古生物學行業影響力增強，油氣價格上漲及礦藏開發，經濟增長之下基礎科學投入增加，還有大眾對自然和祖先的好奇，催生了對古生物學專業人才的需求。

　　因為古生物學在確定地層時代和礦勘探工作中有難以替代的作用。

　　這也是為何在上世紀70年代最鼎盛時期，古生物學在“各省各隊都有”，還經常有到學校培訓的隊伍。

　　“一個人”的說法雖然容易被誤解為學科到了生死存亡關頭，但是古生物學確實存在較大的人才缺口。

　　“培養一個古生物學人才，至少需要到碩士，需要7～9年的時間。”童金南教授講道。

　　他回憶起上世紀80年代末上世紀90年代初的困難期，“那時整個世界的古生物學專業都不景氣。”除了海灣戰爭與油氣難賣之外，新中國成立后地質調查的任務基本完成，而改革開放帶來的沖擊也逐漸顯現。

　　這8～10年的斷檔中，很多學校“拆掉”了這個專業。當時在古生物學上最強的南京大學，很多師生都已離開。

　　今日北大校圖書館，古生物學教材只有窄窄一列，很多書因為年代久遠被重新加裝“新皮”，稍顯古老和寂寞。

　　也許能稍稍安撫這份寂寞的，是這些“一個人”度過本科時光的古生物學專業學生，多數仍留在了相關領域中。

　　劉樂將成為古生物學方向的老師，安永睿也已直博。

　　不僅如此，古生物專業的“大師兄”張博然，也常撰寫科普文章，還在微博上曬出了美國自然史博物館的古生物區，他寫道：“他們居然把系統分支樹疊在了場館建筑平面上……這野心太大”。

　　不過在北大，古生物學方向的學生在碩博深造期間存在一定程度的轉行。原因各異，薛逸凡“希望大家能以平常心看待這個專業。”

　　又值高考，劉樂說，古生物學專業人少，也不是“希望通過宣傳招好多學生”，但“希望真正熱愛這個專業的同學能夠加入進來。”

　　在陸續被“一個人的畢業照”吸引而來的采訪中，他已先坐上一早的火車，出發，去野外。（胡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