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制裁難以彌補市場損失

　　近年來，為激勵自主創新，我國對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政策傾注度確實在不斷提升，2014年11月我國首個知識產權審判專業機構——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正式履職，就是個有里程碑意義的節點。

　　但是，知識產權的維權“時間長、舉證難、成本高、賠償低”的問題確實存在。例如去年年底，瓊瑤訴于正的侵權案終審落幕，瓊瑤雖勝訴并獲得賠償，但敗訴方因抄襲而獲得的利益卻遠超于賠償金額。更由于侵權案舉證上有難度，法律程序復雜，“贏了官司、丟了市場”的情況相當普遍。

　　而若版權保護缺乏，剽竊效益遠高于違法成本，那即便是那些有能力創新者也會沒動力去創新，能搞原創的也會奉行“Ctrl C+Ctrl V”的抄字訣，在辛苦地創新、便捷且低風險的抄襲之間選擇后者。如果投機的歪路捷徑儼如坦途，誰還會走遠且艱辛的正路？

　　現實中，有些號稱原創者，其實仍是“對既有模式無版權情形下的盜用加細枝末節處的少量改動”，玩的仍是所謂“向經典致敬”的套路，以期規避侵權風險。如果說，引進模仿是“拿來主義”，那這沒有授權的不引自取，連合理的“拿來主義”都算不上。它因循的是“竊書不算偷”式的孔乙己式邏輯，但這難掩“偷”的事實，也必然會對獲得版權獨家授權者的權益造成損害。

　　日前，經歷諸多糾紛后的歌唱選秀節目《中國新歌聲》在浙江衛視[微博]播出，除了沒有轉椅、改了舞臺，還是原來的導師、原來的賽制、原來的味道。從普通觀眾的角度，沒有人在意這個節目是哪家公司制作的，大多也并不了解版權問題，只要有節目看，大家通常就欣然接受。觀眾接受的后果就是，一檔原本并不名正言順的節目依舊可以賺得盆滿缽滿，而版權在手的唐德公司卻可能在競爭對手“先發制人”的策略下喪失大部分優勢，徒有一張高價購得的“權利宣言”。

　　所以，在電視制作領域的版權之爭，法律的底線難以解決復雜的利益牽涉和變幻莫測的市場口味。盡管經過普法課之后的燦星制作也表示，將花大力氣進行原創。但我們需要怎樣的原創？如果更為通俗的理解，那就是要使得“中國制造”升級為“中國創造”，改變過去“拿來主義”的“中國模式”，注重原創的“中國內涵”。這個過程中所提倡的原創，核心便是完全摒棄過去的“山寨文化”，需要從頭到腳，從里到外都要進行原創，都要擁有自己的知識產權。而這，其實也是“原創”這一詞匯的基本要求。

　　“好聲音”版權之爭或成經典案例

　　如今，曠日持久的“中國好聲音”版權之爭，一定程度上成為了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試金石。“中國好聲音”作為國內最大音樂選秀類綜藝IP，以及這起事件眾說紛紜的影響力，必然會成為知識產權保護的代表性案例。

　　事實上，該事件自進入法律程序后，盡管終局性裁決還沒出來，但北京知識產權法院也給出了落錘定音的訴前裁定：先是6月20日做出訴前保全裁定，也是我國知識產權專門法院的首張訴前禁令，責令前四季中國好聲音的制作方、已丟掉“好聲音”模式版權的燦星，立即停止使用包含“中國好聲音”等字樣的節目名稱和相關注冊商標；后是針對燦星方面提出的復議，7月4日做出復議裁定，維持原裁定。法院方面還就幾個焦點問題，在官方微信公號上給出了充分解釋，這也被視作公開公正辦理知識產權案件的標桿。

　　這份裁定也契合很多人的預期：此案中的版權歸屬、侵權賠償責任等實體問題裁決，當然有賴于涉事各方的證據。但從常理而言，燦星跟原版權方未達成續約協議后未出分文，還能延續“好聲音”的紅利，這顯然不合情理，對花了大價錢買下“好聲音”版權的唐德公司也不公平。

　　可以肯定，如果該案中的知識產權方權益能得到充分保障，那將起到示范作用；而若結果相反，那也會釋放出某種信號，這種信號連接的，或許是破窗效應下的侵權效仿，而這無疑將為中國電視產業未來的發展埋下一個巨大的陷阱。

　　正如廣電總局一再強調的那樣，保護版權和尊重原創是相輔相成的，不尊重版權何來原創？只有全社會都尊重知識產權了，才會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自主創新中來，才會激發更多人的創造力。尤其是在世界保護知識產權的司法實踐日益嚴格的情況下，只有誠心誠意的原創才有未來，任何僥幸心理都是不可取的。從這個意義來講，社會關注“中國好聲音”，所維護的不只是一檔電視綜藝的版權，更是維護廣電節目自主創新的未來，維護的是對所有創作人的尊重和致敬。

　　“中國好聲音”版權之爭，其實也是種啟示：鼓勵原創，得以保護知識產權為前置條件；那些罔顧知識產權、帶有剽竊印記的“原創”，本質上是偽原創，也理應被版權保護的“火眼金睛”識破。只有尊重知識產權——無分它是原產的還是舶來的，都置于法律框架下一視同仁地予以保護，營造良好的知識產權保護氛圍，才是激勵原創的“正確打開方式”。

　　□守愚（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