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是世界地圖上的一個“小紅點”，卻又是一個不能輕易忽視的存在。

　　這個東南亞島國在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它最先發起參與的跨太平洋(7.000, 0.12, 1.74%)伙伴關系協定(TPP)如今是備受矚目的貿易協定，新加坡模式被世界，尤其是中國反復討論和研究。美國總統奧巴馬也說，新加坡是個對世界有很大影響力的“小紅點”。

　　9月初在杭州接受《財經》記者獨家專訪時，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剛下飛機。他一路風塵仆仆，卻看不出倦意。從美國的亞洲政策到東盟的團結，從自由貿易到中國與新加坡的關系，甚至談到了接班人問題。

　　新加坡從不掩飾對于美國重返亞洲的歡迎。事實上，美國亞太再平衡政策的制定也與新加坡有關。在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去世后，奧巴馬在一份聲明中說，李光耀在幫助他制定亞太再平衡政策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盡管這一政策在一些人看來正是中美在亞洲緊張關系的源頭。李顯龍認為，美國在亞洲有很多利益、投資和盟友，對亞洲的關注可以理解。

　　一個月前，李顯龍訪問了美國。正在進行的總統選舉使TPP通過的希望日漸黯淡，但他在多個場合呼吁美國批準TPP，強調它在美國亞太政策中的作用。

　　另一方面，以自由貿易港立國的新加坡對自由貿易有著更為深刻的認識。李顯龍說：“我們相信我們需要邁向自由貿易，否則我們將失去很多合作的機會，各國之間的關系也會變得更加困難。”

　　奉行實用主義的新加坡在大國之間尋求外交平衡。面對美國重返亞洲后中美之間的競爭，李顯龍說：“亞洲國家，當然包括新加坡，也有其他很多國家，既是中國的好朋友，也是美國的好朋友。我們希望成為兩者的好朋友。”

　　64歲的李顯龍自2004年開始擔任新加坡總理。在今年的國慶群眾大會演講中，李顯龍談及接班人問題，他說新的領導人需要在下次大選，也就是2020年后不久接班。自建國以來，新加坡三位領導人都實現了平穩交接和確定性的重要特點，并且讓接班人在正式上任前有長時間的準備，但現階段新加坡尚未有明顯的接班人選出現。長期執政的人民行動黨在2011年大選中受到來自反對黨的嚴峻挑戰，雖然在去年的選舉中收復失地但并不敢懈怠。

　　“這需要時間，但我擁有一個由年輕部長們組成的優秀班子，我相當確信在他們之中，一位領導人會脫穎而出。”李顯龍說。

如果亞洲不穩定，將意味著更多麻煩

　　《財經》：亞洲的地區形勢日益被視為影響全球穩定的潛在危機觸發點，在中國看來這是由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導致。新加坡表示歡迎美國的回歸，奧巴馬總統說你的父親在幫助他制定亞太再平衡政策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你如何看待你父親對美國的建議?

　　李顯龍：我不確定奧巴馬說了什么，或者我的父親對他們說了什么，但我想奧巴馬總統一定有自己的理由。從美國的角度看，“二戰”后亞洲對美國一直都很重要，到現在已經過去70多年了。美國對亞洲的繁榮、穩定和安全做出巨大的貢獻。他們在這一地區有投資、有朋友、有利益，所以我認為他們想要更多關注亞洲是可以理解的，亞洲國家也可以理解。奧巴馬總統和習主席都說過，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

　　《財經》：你也曾公開提出過美國從未離開過亞洲。2012年你在中央黨校發表演講時說中國不應當將美國視為正在衰落的大國，而是一個能夠創新和重振旗鼓的國家。這是否在暗示，中國對美國在當今世界地位的判斷有誤?

　　李顯龍：我認為中國對美國有非常好的認識，你們有非常能干的外交官。兩國領導人定期會晤，能夠很好地把握兩國關系的脈搏。我只是提出我們的觀點。在中國繁榮發展的同時，美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還將繼續在世界扮演重要角色。

　　《財經》：你是否認為美國和中國在競爭對東盟的影響力，東盟在其中又該如何定位?

　　李顯龍：對影響力的競爭常在，但也有合作的機會。亞洲國家，當然包括新加坡，也有其他很多國家，既是中國的好朋友，也是美國的好朋友。我們希望成為兩者的好朋友。

　　如果中美之間能夠很好地合作那當然最好。我們很高興看到習主席和奧巴馬總統定期會面并從戰略層面討論問題。雙方有很多合作的領域，比如氣候變化。兩個國家剛剛宣布將批準巴黎協定，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對世界來說也是好事。但中美之間也存在問題，如南海問題。我們希望這些問題能夠得到很好的處理，不會影響整體關系。

　　《財經》：由于東盟成員國利益和關注點不同，在越來越多的東盟會議上內部共識難以達成。新加坡一向倡導東盟應團結，你對此是否感到憂慮?

　　李顯龍：這要看具體問題。在有些問題上成員國的利益是一致的，我們可以合作。在另一些問題上利益或許不那么一致。不同成員有不同看法，我們需要求同存異，或者進行妥協，就東盟各國共識的基礎要素達成一致。

　　東盟由十個主權國家組成，不存在一種機制可以讓我們說想要這樣做，所有國家就必須服從。但我認為東盟應當盡可能凝聚在一起，發揮作用，成為能與中國、日本、美國或歐盟合作的重要伙伴，同時對經濟合作和安全合作的區域架構做出貢獻。

　　如果東盟分裂，東南亞將成為各種力量相互競爭、角力、內斗的地方，這將加劇地區緊張局勢，對所有東盟國家都不利。這對其他大國也沒有好處，因為一個不穩定的亞洲意味著更多麻煩，合作的能力也將受到影響。

　　《財經》：對包括新加坡在內的很多東盟國家來說，與中國的關系建立在密切的經濟關系上。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這將如何影響與東盟各國的關系?

　　李顯龍：中國經濟不再像以前那樣高速增長，但有很多轉型機會。我剛剛訪問了重慶，那里3000萬人口，經濟一年可以增長10%。還有很多地區仍在迅速發展，所以仍然會有很多合作機會。

　　我們當然希望中國能夠實現經濟轉型和結構性調整，中國正致力于此。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過程，需要時間。但如果成功實現，中國將在今后很多年繼續改善人們的生活水平;這意味著中國在未來10年或20年仍然可以保持百分之五、六的增速，這將帶來很大的不同。

　　《財經》：全球經濟增速放慢對于新加坡和這一地區又有何影響?

　　李顯龍：我們和全球經濟一起繁榮發展。如果它放緩，對我們會有負面影響。這意味著我們要在國內更加努力以實現增長。對地區來說，要互相合作使亞洲向前發展。這也是為什么我們認為區域合作如此重要，重組和升級也是。

現在還很難預測TPP結果

　　《財經》：你在訪美時力推TPP早日批準生效。但我們也知道，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靠反對TPP獲得了很多支持，希拉里·克林頓也越來越不愿支持TPP。你如何看待TPP的前景?

　　李顯龍：TPP談判已經完成，協議也已經簽署，現在需要批準。這是所有參與者都需要完成的進程，在一些國家要比其他國家更加困難。其他TPP成員也需要批準這項協議，但最重要也是大家都在關注的，是美國接下來怎么做。

　　現在還很難預測事情的走向。在美國大選階段，談論或者支持自由貿易鮮受歡迎。我們希望在大選結束后還會有機會。要么是在1月之前國會“跛腳鴨”期間，或者是1月新總統上任后(批準TPP)。新總統面對這個問題需要作出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決定，會冷靜看待。

　　TPP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倡議，因為它是亞太地區實現自由貿易的路徑之一。雖然沒有包括所有亞太國家，但已經包括了很大一部分。我們希望未來還會擴展到其他國家。中國現在還不是TPP的成員。但如果TPP塵埃落定，能夠得到批準，我相信中國會持續關注，也有加入的機會。韓國現在也不是TPP的成員，但它已經明確表示出興趣，將在下一階段加入。

　　我們在亞太地區還有其他一些貿易倡議，例如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我們相信需要邁向自由貿易，否則將失去很多合作的機會，各國之間的關系也會變得更加困難。

　　《財經》：顯然你對TPP抱有積極態度和較為樂觀的等待。區別于TPP， 你怎么看待RCEP對區域貿易的推動作用?

　　李顯龍：這是中國、日本、韓國、東盟、印度以及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正在談判的貿易協定。這個協定非常富有雄心，因為其成員非常多元，對待貿易的方式也不盡相同。所以我們還不確定協議能走到哪一步，最終會多有雄心。但我們認為方向是對的，因為在亞洲經濟體中，貿易額顯著增長。我們相互在進行貿易，也和中國有貿易往來。

　　中國是很多國家最大的貿易伙伴。因此我們可以結成一個相當重要、有意義的自由貿易協定，它覆蓋所有這些群體。它將幫助實現亞洲區域內的合作，并為所有國家注入信心，即我們能夠在一個公平環境里競爭，很好地展開合作。

看待世界我們尊重各自的觀點

　　《財經》：你如何評估新加坡和中國的關系現狀?你剛剛訪問過重慶，你認為中新第三個政府間合作項目在多大程度上能幫助深化兩國關系?

　　李顯龍：這是一段廣泛而充實的關系，新加坡和中國已經做了很長時間的朋友。我們在很多領域都有合作，經濟、貿易、教育、文化和政治議題等，在東盟問題上也有合作。

　　中新關系最新的倡議是重慶戰略性互聯互通項目，我在重慶與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市長黃奇帆都進行了交談。這是一個重要的合作項目，它與“一帶一路”倡議、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和西部大開發戰略契合，所以利益也是契合的。它將加強新加坡和重慶，實際上也是新加坡與中國之間的經濟聯系。

　　我們和中國還有很多合作項目。在蘇州有我們合作的第一個大項目，天津是另一個政府間項目，我們的公司遍布中國各大省市，這是一段廣泛的關系。

　　但我們是兩個國家，看待世界有各自的觀點。我們有不同的重要利益、不同的國家政策和優先事項。通常它們是契合的，所以可以展開合作;有時，也會有不同的視角。我們尊重彼此的觀點。

　　《財經》：中國與新加坡在國土面積和人口數量上大不相同，但新加坡模式仍值得中國思考或借鑒。新加坡采取了什么措施減少收入不平等和兩極分化?這對中國現階段來說非常重要。

　　李顯龍：這個問題對我們也很重要。根本上，我們所做的是為人們提供生存需要的必需品，衣食住行。

　　我們提供政府組屋津貼，幫助在新加坡的每個人都能居者有其屋。我們提供良好教育，讓每個人都有機會發展自己的技能，有能力謀生。我們提供良好的公共交通，因為這對城市人口是基本的便利設施。我們有良好的醫療。這些都是基本的事情，確保你在新加坡即使并不富裕，也能過上好的生活。

　　除此之外，在過去大約十年，很多國家的貧富差距明顯加劇。我們采取非常明確的措施來縮小差距，比如稅收政策、對低收入工人的激勵政策等。我們推行就業獎勵計劃(Workfare)(一種援助低薪工友的措施)。如果你是一個低收入工人，工資在一定水平之下，當你做一份工作，政府會以現金或是社會保障福利等形式為你補貼一部分收入。政府也會補貼你的中央公積金存款。這相當于一種負所得稅，幫助那些工作的低收入人士提高收入。

　　我們還推出了“建國一代配套”，這是給第一代新加坡人提供的醫療福利。建國一代如今年事已高，但他們在60年代新加坡獨立時，為國家建設作出貢獻。當時，薪水不像現在這么高。現在國家繁榮了，為了向建國一代致謝，我們專門為他們設立了特別的醫療福利配套。當他們年邁可以不用擔心醫療費問題，這是人們在年歲漸長時的主要擔憂。這只是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的一部分。如果你看基尼系數，比較人們的收入、稅后收入、經政府政策調整之后的收入，可以看到政策產生了很大的不同效果。

　　《財經》：你提到很多國家貧富差距明顯加劇，這是全球治理要應對的挑戰，但是實際方案需要由各國拿出。全球治理是否對此問題無解?

　　李顯龍：挑戰是相似的，但各國需要以自己的方式去應對。我們都面臨的重大挑戰是顛覆性的改變。

　　事物在快速變化，現有的方式不再那么奏效。新的方式出現，它們有優勢，但守成者想要適應卻并不容易。就像中國有滴滴快的，美國有Uber和Lyft。這對出租車公司和司機來說是個問題，但對乘客、開車的人和經濟而言卻是好事。人們想要這些選擇。

　　那么如何應對這種顛覆的改變呢?我們應該幫助企業升級和重組，對經濟進行重組。我們要幫助工人進行再培訓，使他們適應新的工作。我們要調整好監管環境，使變化成為可能，但盡量以不那么具有破壞性的方式進行。

“不把自己和父親做比較”

　　《財經》：我們能否談談交接問題?你有沒有開始考慮你的接班人應當具備哪些素質和資歷?

　　李顯龍：我們知道需要哪些素質和資歷，問題是誰能勝任這個位置，他/她能否和團隊、和新加坡人民共同合作。我們在尋找具備判斷力、經驗和領導能力的人。這個人要能夠理解問題、分析問題，與新加坡人民相通，能夠向人民解釋，動員大家一起合作以實現國家目標。這個人需要是一個動員者、一個溝通者，也要是一個行動者、分析家、實踐者和團隊建設者。

　　這需要時間，但我擁有一個由年輕部長們組成的優秀班子，我相當確信在他們之中，一位領導人會脫穎而出。

　　《財經》：為下一代領導做準備時，你會做出哪些變化確保成功的繼續?

　　李顯龍：政策需不停地適應和變化。李光耀先生能在治理新加坡多年后成功實現新一代領導交班的一個原因，就在于政策不是靜止不變的，治理風格也不是。事實上，關于誰在推動政策也已發生變化。雖然他擔任總理至1990年，但大約從80年代中期開始，越來越多的政策是由年輕一代領導人制定、推動和實施。所以在1990年，當新總理吳作棟先生接班后，這個過程非常順利。

　　當吳作棟先生把權力交給我，情況也很相似，由更年輕的團隊接班、定調。當我接班時沒有出現意外，沒有突然的變故或碰撞。這也是我現在希望做的，讓年輕部長逐漸采取主動，向民眾推廣他們的方案，民眾也將開始了解他們。

　　政策的內容也會發生變化，因為這是新一代人，他們關切和感興趣的領域和過去也不一樣，對于哪些問題優先，哪些事情重要，哪些是可以接受的政府行為等有新的觀點。

　　如果我們繼續這樣調整，就能維持一個穩定、有效的政府。否則，如果政府變得越來越老，民眾卻是年輕的，其中的差距會越來越大。這是行不通的。

　　《財經》：你提到了你的父親。你如何比較你自己和你的父親?

　　李顯龍：我不把自己和他做比較。

　　《財經》：你們有哪些相似和不同的地方?

　　李顯龍：我們生活在非常不同的年代。他的年代充滿動蕩不安。他在新加坡建立了秩序，實現了新加坡的發展繁榮。我們生活在一個全新的時代，一個穩定的新加坡和一個不太確定的世界。

　　我們的工作并不是要把一切反轉過來，或是從頭來過，而是要在現有的基礎上繼續建設、改造，讓它變得更好，更加適應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