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藏著一個秘密，29歲的宋成，近14年都活在“黑暗”里。

　　他不敢交朋友，怕人了解自己。他害怕白天的人群，“總覺得有人在看自己”。他不敢睡覺，怕做噩夢，學習成績從優變成差。他頻繁換工作，結婚又離婚。他想忘了自己的家鄉，希望孩子不要叫他爸爸。

　　因為15歲時，他殺了人。

　　“那是我從人到鬼的分界線。”當宋成的秘密最終曝光時，他對警察說。

　　不久前，在家鄉江蘇泰興公安局的審訊室里，這個男人一口氣交代了當年殺害一位無辜女性的經過。隨后，在看守所里，他14年來第一次體會到了一覺睡到天亮的滋味。

　　宋成并不知道，他的秘密在那座他出生長大的小城里轟動一時。在初中老師眼里，他是從來不惹事的優等生。在父母記憶中，他沒頂過半句嘴。在更多同鄉看來，名校“泰興中學”與“殺人兇手”聯系在一起，就足以令人震驚。

　　4月的南方，陰雨連綿，有些濕冷，宋成弓著背坐在看守所的審訊椅上。與外面灰暗的天色不同，他皮膚白皙，剃過的腦袋剛剛長出新發，黑得發亮。

　　談話時，他會正視對方的目光，并不躲閃，有時會扯動嘴角尷尬地笑笑。

　　他的手指細長，像一雙彈鋼琴的手。因為戴著手銬，大部分時間他的兩手都扣在一起，時不時張開，再用力握緊。

　　這個看起來非常干凈的男人，冷靜地說起自己的殺人動機：“讓她閉嘴，我怕我爸知道”。

　　1快14年了，如今已81歲高齡的報案人還記得腳下那種黏黏的感覺。

　　2003年5月26日晚上7點過，天剛黑，她推開鄰居家的門，喊了幾聲卻沒人答應。走進院子時，她覺得有東西黏腳。在微弱的光線下，她隱約看到一片黑色的液體。

　　客廳敞著門，亮著燈，朱梅英立即看到，鄰居家的“奶奶”躺在地板上。走近一點，她嚇得怔住了，隨即開始大喊。

　　受害人渾身是血，已經看不清面孔，身下大片的血跡一直延伸到室外。院子里黏腳的液體，正是血液。

　　警笛聲很快響起。趙宏林記得自己到達現場時，狹窄的巷子里已經擠滿圍觀的人，“足足有三四百”。這個當年剛剛32歲的刑警擠開一條通道，彎腰穿過警戒線。

　　進入客廳后，已經干了5年刑偵的趙宏林倒吸了一口涼氣——死者雙臂僵直，腹部、胸部、頸部、面部和四肢全都布滿刀口。

　　根據后來的驗尸報告，受害者一共中了74刀，致命傷在肺部和頸部，屬于“氣血性休克”。

　　當時正值“非典”時期，泰興市大大小小的街道比往常冷清。偶爾有人走過，也行色匆匆。很多民警都去了車站和碼頭配合防疫工作。

　　案發的那片小區建在泰興城郊，隔著窄窄的巷子，獨門獨院的別墅依次排開。一條小河從中流過，漲潮時，河水幾乎與橋面平齊。在這座依傍長江的小城里，初夏的晚上總有江風吹來，夾雜著魚腥味穿過街道。

　　城郊別墅命案發生后，本來就為疫情而陷入恐慌的小城更加緊張起來，有人被捅幾十刀的說法在坊間流傳。在人們的想象中，兇手是躲在暗處的一頭兇殘猛獸，不知何時就會再次撲向毫無防備的人。

　　趙宏林記得，為了這起案子，全市600名左右警察，出動了將近400人。他們調查了兇案現場附近幾乎全部有前科的人，隨后把調查重點轉向了與現場一路之隔的一所中等職業學校。

　　“那時我們都覺得‘中職’學生素質相對比較低，壞孩子多一點。”趙宏林回憶說，“17歲以上的男生全部要見面問話，15歲以上的也要查閱檔案。”

　　泰興市公安局成立了專案組，江蘇省公安廳也派遣專家協助調查。趙宏林一直牢牢地記得，那段時間，在公安大樓三層的刑警大隊，燈光整夜地亮著，煙灰缸里塞滿煙頭，他和同事在煙霧繚繞中忙著分析線索，推演案情。

　　一邊是大面積排查，另一邊，在泰興一家破舊的招待所里，死者的丈夫王伯官正在接受警方的訊問和調查。他是當地一位小有聲望的民企老板，因為有外遇，泰興警方把他列為重點懷疑對象。懷疑的罪名是：雇兇殺人。

　　整座小城都被這起兇殘的殺人案攪動著。根據警方多年后對兇手同學的走訪，就連在泰興最好的高中泰興中學里，學生也驚恐又興奮地討論著各種兇案版本。

　　高一年級的男生宋成從不參與討論。他穩穩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看起來沒什么異常。他上課盯著黑板看，下課拿出小說讀，就像一個普通的高中生那樣。

　　2在兇案現場，血跡像胡亂的涂鴉，遍布客廳和院子。趙宏林和專案組的同事找到幾個不完整的足印和掌印，還提取出幾滴并非受害者的血液。受到當時技術條件的限制，這些痕跡僅能確定，兇手應該是一名15～30歲的男性，同時，警方也大致找出了兇手的逃跑路線。

　　趙宏林的一雙眼睛，掃描過許多毛發、指紋和車轍子印，這次卻有些“看不透了”。這些零星證據提供的信息，并沒有給案件帶來多少突破。

　　專案組將希望寄托在了一項當時最新的技術——DNA指紋圖譜。不明身份者留在現場的血液被緊急送往泰州市公安局進行檢測。當時，國家公安系統內的DNA數據庫還不夠豐富，送檢血滴透露的“密碼”找不到匹配對象，不得不孤零零地待在原地，等待有一天被激活。

　　專案組重新回到大規模排查上，只是在他們圈定的排查重點里，泰興中學并不在列。

　　案發那天晚上，泰興中學高一男生宋成像往常一樣上晚自習。這是讀高中后新加的課時，他一直忘不了那晚教室里“沙沙的寫字聲”。他說自己越來越受不了那種沉悶，就提前溜出教室。

　　宋成的初中班主任張寶華至今記得那個“聰明的男孩”。在泰興最好的初中里，他的成績能夠長期穩定在班級前5名。

　　他還是班里的團支書，“口才好，組織能力很強”，經常主持班會，學校晚會和歌唱比賽也張羅得很好。

　　在張寶華看來，宋成的優秀離不開他的家庭教育。他寫好作文，父親會改一遍，再讓他謄抄一遍，交到班上就是“第一”，被老師當范文念。他癡迷看小說，父親就給他寫長信講道理。回到家，他要先找到父親，恭敬地喊一聲爸爸。犯了錯，他會跪在父親面前。

　　母親則將慈愛做到了極致。直到宋成上中學，她還在給兒子打洗腳水、陪寫作業，兒子稍微顯露的負面情緒都能讓她落淚。

　　“父母要求我好好學習，好好聽講，成績要好。我習慣性地接受他們的安排。”宋成回憶道。

　　因為父母嚴格控制他的外出時間，直到高中畢業，他能記起的最后一次在外玩耍也是小學時，放學后在河邊玩石子。讀初中后，“我們家不允許去同學家里玩，或者出去玩。”

　　“看閑書”也是被禁止的。冬天的時候，愛看小說的宋成會躲在被窩里，用電熱毯的指示燈照著書，一字一字地讀。

　　即使偷偷把一些時間花在了喜歡的事情上，宋成還是考進了泰興中學。這所高中“二本上線率”常年保持在90%以上，當地人戲稱它為“泰興最高學府”。人們相信，上了“泰中”，就等于一只腳踏進了大學。

　　14年后，泰興警方走訪了解到：“宋成的同學大多是博士，最低也是研究生，都在什么研究院、國企之類的地方上班。”

　　當時的趙宏林也和大部分泰興人的想法一樣， “只有‘好孩子’才能考進泰中，那里不可能有‘壞孩子’。”

　　“好孩子”宋成溜出教室，逃出校門，騎車來到學校旁邊的鼓樓街。那里有不少網吧，他想上網看會兒父親總不讓他看的小說，“進入另一個世界，忘掉其他的事情”。

　　3因為受害者身中74刀，趙宏林和他的同事當時懷疑，這可能是起“仇殺”案件，兇手可能與死者有很深的矛盾。專案組調查了死者的社會關系，還跑到死者老家挨家挨戶做調查，都沒有發現可疑對象。

　　受害者的家庭在當地稱得上是“富人階層”，“財殺”是專案組考慮的另一種可能。但隨即他們就否定了這一推測：一枚嶄新的金手鐲還戴在死者手腕上，死者家中也沒有丟失任何財物。

　　那時趙宏林根本想不到，那天闖進死者家中的人，正是為財而來。

　　溜出學校后，宋成走到網吧門口才發現，自己沒帶夠上網的錢。當時是晚上7點多，離晚自習放學還有一個小時，他開始慢慢悠悠地往家走。

　　南方夏日的夜晚，氤氳著熱烘烘的濕氣。但后來想到當晚，宋成卻記得：“我一直覺得那天挺冷的，我感覺是冬天。”

　　他家的小區距離案發現場只有不到300米。快要到家時，他穿過那條每天都要經過的小巷子，并在一排漆黑的院子里看到了一抹光亮。這個地方他再熟悉不過，他清楚這些房子里住的都是小城的名人。他朝著那盞燈走去，“像是被它吸引了一樣”。

　　后來，他記不清楚，是小說里的“俠盜”刺激了他，還是因為沒錢上網的尷尬，在那間院子前，他第一次有了“做一筆”的想法，想搞點兒錢。

　　他走到那座有光亮的院落前，爬到院子圍欄外的花壇上，向內觀察。忽然，這個當時只有15歲的少年聽見一個女人的叫喊聲。他轉過身，幾乎與女人面對面，“不到一米”。

　　出于本能，他想逃走。“她還是不停地喊‘小兔崽子，你是誰，你在干什么？’”宋成回憶說，那一刻自己的腦子一片空白，所有的想法不過是“這件事不能被我爸知道”。

　　多年以來，對父親權威的恐懼和臉面的成全讓他擁有了一種條件反射：“我做所有錯事，第一時間的反應就是，如果被我爸知道了會怎樣？”

　　多年以后，成年男人宋成坐在看守所的訊問室里，說起那種恐懼感，然后把臉埋在手掌里，失聲痛哭。

　　他說這種恐懼感來自于“父親沉重的愛”和“害怕讓父親失望的壓力”。自己的每一步都要按父親的意思去做，“任何不符合主流價值觀的都會被他視為污點”。

　　母親給他洗的衣服，父親如果覺得不好，會再給他洗一遍。中學時，父親常常請班主任吃飯了解他的情況。大學時，每學期父母都會到宿舍，為他鋪上一床新被子。

　　“他們的舉止都很端莊，為人也很正派，我爸媽最注重面子了。”他停頓了幾秒，又肯定地重復了一遍，“對，最注重面子。”

　　在宋成的記憶中，他想和父親親近，“但不知怎么親近”。他從來沒跟父親有過任何雙向的“交流”。每次做錯事，他不是挨打，就是要聽父親講“至少兩個小時不重樣的道理”。

　　甚至，大學選什么專業、畢業做什么工作、和誰結婚、要不要生孩子這些事，都來自“父親的安排或要求。”

　　“他這樣會讓我覺得很累，但是他又控制不住自己那樣做。”宋成的肩膀，披著涉嫌重大刑事案件的橙色背心，止不住地抖動著，“我必須接受這些，否則他就會很傷心。”

　　后來，面對父親，他學會了“演戲”。他說自己即使不樂意，笑一笑也不過是“扯動一下嘴角而已”。

　　4在大規模排查和有針對性的調查都沒有結果后，警方的疑點再次回到受害人丈夫王伯官身上。

　　案發前的午后，受害人本來和王伯官一起在鄉下的工廠里，后來王伯官以“孫女沒人照看”為理由讓司機把受害人送回了市區。這個做法讓警方和所有知情人都感到懷疑。

　　案發前40分鐘，受害人曾接到兒子的電話，要她去自己的店里吃飯。如果她沒有準備晚飯，而是聽了兒子的話，或許就能躲過那場厄運，躲過那個扒在她家院墻欄桿外的男孩。

　　事實上，15歲的男孩連院子也沒進去，根據他后來的回憶，聽到受害人的呼喊時，他正站在一團陰影里，原本他可以沿著小巷，舒展年輕健壯的雙腿，就此跑掉，跑進另一種人生。但他太害怕了，“只想讓她別叫了”。他伸手去捂女人的嘴，換來的卻是更響亮的“救命”聲。他說自己腦子里全是“聲音太大，聲音太大”，連刀子是什么時候捅上去的都不記得。

　　在陷入回憶的時候，他仍覺得當時腦里“一片空白”，用刀刺人也沒覺害怕，只害怕有人看見，被人知道——一個名校優等生，逃課、上網、扒別墅院子欄桿，根本解釋不清楚。他繞到女人身后，用左臂勒住她的脖子，右手仍在持刀捅向她。他邊捅邊往屋里拖人，直到自己沒有了力氣，女人沒有了聲音。

　　14年后，在接受審訊時，宋成哭著說起對受害人及其家人的懺悔。當他戴著手銬腳鐐，被警方押著指認現場時，曾跪倒在那間院落門前，無法抬起頭來。與當年那個安靜的夜晚不同，沉重的腳鐐發出金屬碰撞的聲音，他聽到身邊有人在歇斯底里地哭喊、叫罵，有人向他沖過來，被警察攔下。

　　說起這一切的時候，他看起來有點神思恍惚，還時不時閉上眼，身體輕微顫抖。他說這一切就像在做夢，就像當年的那個夜晚一樣。

　　留給受害者家屬的沒有夢境，只有冷冰冰的現實。

　　在宋成從高中到大學畢業的這7年間，曾經在泰興風光無限的王伯官，“走在街上都有人在背后指指點點。”就連他的子女也有點相信父親“雇兇殺人”的傳言，“父子父女間總有種說不清的隔閡。”

　　事發后，死者一家人都搬離了原來的那棟房子。7年間，院子里、房頂上長滿了雜草。因為妻子遇害時，王伯官待在廠子里，他便發誓，案子一天不結，就一天不回廠房。沒過幾年，這家曾經的明星企業就宣告破產。

　　刑警趙宏林和裝滿物證的鐵皮文件柜一起老了。他的鬢角冒出白發，物證柜表面也出現片片銹蝕。但他始終沒放下這起案子，如同柜子依然安靜地懷揣著那些現場照片、案情文件和血色的證據。

　　這14年間，泰興公安局每年都會把這起案子“過上兩遍”。與此同時，全國公安系統的DNA信息庫也在迅速擴容。

　　3年前，局里建立了自己的DNA鑒定實驗室，泰興公安局刑事技術科的警員從鐵皮柜里取出那兩滴血跡樣本，趙宏林還記得血跡顏色已經發暗，散發著“發霉和腐臭”的味道。

　　盡管如此，技術人員還是重新找到了隱藏在這兩滴血跡上的那串密碼。以后的每天早上，這串密碼都會被拿來與信息庫進行比對。不管是當年參與辦案的趙宏林，還是剛剛進入警隊的新警員，都靜靜等待著密碼匹配成功的那天。

　　5做完一生中最脫軌的事，15歲的少年宋成絲毫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手也受傷了，在看到受害人沒有氣息后，他反而有一種出奇的平靜感。他找到這棟房子的洗手間，清洗了沾滿血的手。旁邊的廚房里，受害人為晚飯煮的粥正冒著熱氣。

　　走出洗手間時，他聽到有人發出“嘎嘎”的聲音，便跑上二樓，發現兩間敞著門的屋子里都沒有人。他循著聲音，來到后院，看到一個老人背對著他，頭也不回。宋成馬上意識到他是個“傻子”，沒有“威脅”，就走出客廳，翻墻離開。事實上，那位老人是受害人丈夫患有智力障礙的兄長，懷中還抱著受害人的小孫女。

　　離開后，宋成沒有馬上回到距離不超過300米的家，而是繞到家對面的河邊，將那把原來用于“耍酷”的彈簧刀扔進了小河。

　　后來警方的追訪證實了這點。當時，宋成身邊有不少男生都把刀藏在書包里，偶爾圍在一起偷偷比畫。

　　整個作案過程大概只有五六分鐘。宋成回憶，年少的自己跨上自行車騎出巷子，發現路上的行人像往常一樣悠閑，迎面吹來的風里還是有股魚腥的味道。他發現沒有人注意他，一切都一如往常。

　　只是那場“噩夢”再也沒有離開過他。當晚回到家后，他一閉眼就看見受害人的面孔，耳邊響著那一陣歇斯底里的“救命”聲。

　　此后多年，每一次回家，他都要繞到大路，再也沒有走過那條小巷子。但在他的腦海里，那個搖曳著微弱燈光的小院子，并沒因為時間變得模糊，反而“更清晰”。

　　從民警后來調出的成績單看來，他的分數從整欄的90多分一路下降，80分、60分，直到50分。參加高考，這個曾被父母師長寄予“北大清華”期望的男生只考上江蘇的一所三本院校，成了泰中“剩下的10%”。

　　除了成績快速退步，在三年高中生活中，宋成看起來并沒有別的異常，他也會跟同學說笑，沒跟任何人發生過摩擦。只是沒有人知道，他曾經不止一次想過自殺。

　　高二時，他曾經爬上窗臺，不料母親忽然出現。高三時，在某個雨下得大到看不清前方道路的日子里，他閉著眼睛騎車，渴望車禍降臨。落網前的一段時間，他還想過去西藏，就死在那里，因為“雪山純凈，而我太臟了”。

　　上大學后他就在外面租房，怕在宿舍里不小心說出夢話，更怕經常出現在他夢里的那個滿臉是血的老太太。他從不睡床，覺得床下有人，從大學起，他就睡在地上或者沙發上。

　　每天晚上，他幾乎都睜著眼，一直到天亮。但比起黑夜，他更怕白天。“白天讓我無處可藏。”他說，他怕人來人往，怕與人交流，怕秘密被人看穿，“要不停偽裝，讓別人覺得你是個正常人。”

　　“我在我爸身上學到的東西就是不要說太多，因為我覺得他說的太多了，而且都沒用。”宋成說，但他不得不接受父親的所有計劃。大學畢業后，他去往上海，進入父親安排的國企上班，他住在父母置辦的房子里，迎娶了父母認可的妻子，并按雙方老人的意思，跟妻子生下一個孩子。

　　“我看過一個故事，你給一個人做了一桌好吃的，你希望他多吃一點，你覺得為這個人做了很多，但是他其實只是想喝杯水而已。”宋成平靜地，一字一句地說著。

　　在別人眼里，他過著“有車有房有妻有子”的體面生活，但在別人看不見的時空里，他豪賭、盜竊，過著另一種人生。

　　宋成關注過“辛普森案”，清楚被抓的那一天早晚都會來，他也相信自己擁有的一切最終會失去。賭完之后，他才覺得自己能徹底放空，“但必須輸……我要提前把這些東西全部拋棄，我寧可自己不要了”。

　　從大學畢業到2016年8月，宋成欠下了200多萬元賭債，“想用那樣的刺激沖淡對殺人回憶的恐懼。”

　　為了還債，他又加入了盜竊團伙。去年1月，他在上海作案時被抓，在上海看守所抽取血樣時，他心里清楚，“那天終于要來了。”

　　父母和岳父母分擔了他的賭債，但他馬上就要求和妻子離婚。岳母把他的兒子帶到民政局，希望用孩子挽回他們的婚姻。但宋成冷靜地說道：“我只會傷害最親近的人。”堅持離婚。

　　6今年1月，當年在命案現場提取的血滴，終于講出了宋成隱藏了14年的秘密。

　　血滴里的那串密碼終于被重新激活。在泰興公安局刑事技術科每天例行“碰信息”時，民警聽到了那個熟悉的提示音，電腦屏幕上彈出了一個對話框，提示這串密碼，與上海一起盜竊案的嫌疑人的DNA密碼匹配成功。

　　接到兇手被抓的電話后，王伯官“大哭了一個下午”。他已經說不清自己是高興還是悲傷，14年來的屈辱、傷痛被壓抑成低頭沉默，如今終于找到了出口。

　　當年案發后，王伯官曾把妻子手上那個手鐲取了下來，和自己的一枚戒指熔在一起，重新打了條手鏈。如今找到兇手后，他把這條戴了14年的手鏈取了下來，打算送給15歲的孫女——奶奶出事那天她只有10個月大，被背對著兇手的“傻爺爺”抱著，待在后院里。

　　宋成并不知道自己當年留下了這幾滴血跡。他在用刀捅向受害人時，不小心扎到了自己勒住受害人脖子的左手手腕。

　　直到第二天下午，他才發現手腕受傷了。傷口愈合后，留下了一個指甲蓋大的傷疤。此后，他總是不自覺地用右手捂住這個傷疤，直到父親給他強制改掉。只是直到現在，他還是會在人多時，把左手手腕縮進袖子里。

　　每次洗澡，每當摸到這個傷疤，他都會“渾身打個激靈”。他不想看到這個疤痕，以至于在高二的一個晚上，他拿刀片在自己的左下臂上劃出5條從上到下的口子。

　　“既然一定會看到它，就讓它更多吧。”在看守所里，他掀開袖子，露出那了5道長長的傷疤。

　　無法忘記過去的宋成曾與妻子定下“不要孩子”的協定，覺得“沒資格當父親”。但當他把剛出生的兒子抱在手中時，忽然覺得孩子就是另一個自己，“一個沒有罪惡的自己”。

　　他在睡覺時喜歡主動靠近熟睡的嬰兒，用自己的身體蜷成一個弧度把兒子裹在懷里。他說他能感受到一個生命的天真、純潔，“就像一個重新開始的，沒有罪惡的自己。”

　　14年來，他只對襁褓中咿咿呀呀的兒子講過自己的秘密，輕聲地告訴他：“小寶你要好好的，爸爸殺過人，你要做好人。”

　　他曾想象過，他要給眼前這個孩子最好的教育，就是兩個字：快樂。“這是從我父親那里學到的。”他眼神堅定地說，確認那是與父親“完全相反的教育方式”。

　　宋成的前妻回憶，前夫每次看孩子的眼神，“都好像是在看最后一眼”。但當這個深愛孩子的父親想到以后的生活時，卻表示不愿兒子叫他爸爸。“我孩子出生后，我第一眼看到他時，我腦子里全是以前殺人、盜竊、賭博的畫面。他越長大我越怕，我的事要是曝出來，他的一生就毀了。”

　　在上海因盜竊被抓后，宋成見到從家鄉趕來的刑警，聽到了熟悉的鄉音。那一刻，這個29歲的男人意識到了接下來將要發生的事，他忽然感覺，“就像是見到了我的父親”。

　　他從未怨恨過父親，因為“你不能把父母對你的好當成壓力”。

　　在他看來，如果14年前父親知道他殺了人，一定會自殺。但現在，他相信父親不用。因為“這些年我已經做了足夠多讓他失望的事情”。

　　就在回到泰興的第二個星期，他從在看守所提審他的民警那里得知，自己其實是父母領養的孩子。

　　他的第一反應，是想知道親生父母和其他有血緣關系的家人是什么樣的個性，是不是也是“壞人”。“我有點人性本惡的觀點，我想不通為什么這樣的教育也能把我教成這樣的一個人，我只能想，可能我天性就是這個樣子。我養父母的命真的太苦。”

　　他曾經想過，“我大不了把命還給爸媽”，但發現現在連這個資格都沒有了。

　　“在里面的生活，會更容易一點吧，起碼不用再演戲了。”審判即將來臨，宋成卻非常平靜。

　　只是有時，他還是會想起14年前的那天晚上，他殺了人，在洗手間清理血跡。少年抬頭看到鏡子里的自己，滿臉是血，就用手去擦鏡子，血越擦越多。

　　那一刻，他對著鏡子里的自己說：“從現在開始，你已經不是人了。”

　　（為保護當事人隱私，文中宋成為化名）

　　（感謝江蘇泰興公安局協助記者采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