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誰而改

“不爭論，大膽嘗試，大膽地闖，發展才是硬道理”鄧小平的這句話是仇和改革的一個準確注解

　　“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發展才是硬道理。”在改革爭論最烈時，仇和把鄧小平這句話，做成一個大牌子，豎在城東進城大道旁。

　　他說，改革也許會有失誤，把握得好不會犯錯誤，更不會犯罪。

　　在討論“宿遷精神”時，仇和曾提出把“敢闖敢試”列進去，沒有通過。后來他又一個個做工作，重新開會，硬是把這一條列進去了。

　　在2000年他升任宿遷市長之后，省領導曾問他，“宿遷是江蘇最窮的市，你想要什么幫助？”

　　仇和想了半天，回答：“我不要錢、不要物，我就要個政策。”2001年，江蘇省委省政府聯合發出第12號文件，文件中說，“允許和扶持宿遷市在不違背國家政策法規的前提下，采取更靈活的政策和做法，探索加快發展的新路子。”

　　這是一塊擋箭牌，這也是一塊護身符。“改革要冒風險，穩定要付成本，發展要付代價。”這是仇和常說的一句話。

　　宿遷的城鄉因此讓人心情復雜：沭河邊的依依垂柳，街道旁每一盞點亮的路燈，都要扣公務員的工資，每一米路、每一座橋、每一棵樹都有農民的義務工，而無處不在的楊樹，是仇和的意志。

　　賢官鎮駐丘村的張金花，仍在為她被村干部無辜推倒的房子奔走；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周長勝在打點行裝，告別妻兒赴浙江平湖招商；浙江老板沈素才，忙著在沭陽城開發房地產，他因為交警每看到外地牌照的車就敬禮而感動；在沭陽街頭，“工業園長期招收技工”的橫幅在風中飄揚。

　　這是宿遷。

　　仇和仍舊每天早上5點半起床，還是喜歡吃韭菜粉絲、蒸小紅薯。

　　他在宿遷推廣普通話，自己念“機制”時卻仍然“咬牙切齒”，這一幕總是讓臺下的官員們忍不住低笑。

　　他曾經和兒子談早戀的問題，沒想到被一句“都是21世紀了”頂得直哼哼，這是兒子少見的幾次對抗，也是他做思想工作最失敗的一次。

　　在宿遷改革又成為外界的焦點時，去年11月26日，他陪省里來的領導視察，一個人走在一群人前面，顯得倔強而落寞。他說，“為公才改革，為私誰改革？”

與仇和面對面

記者：這些年您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也引起了很大的爭議，您認為，作為一個改革者，作為一個官員，您面對的是些什么障礙？

　　仇和：首先面對的是人的障礙。不是所有的領導都是改革者，但改革者應當是領導者。因為首先要擁有權力，才能進行改革。我體會現在改革的阻力，不是體制，也不是機制，而是來自領導者（廣義的領導者）的障礙，這個障礙包括能力、思維、處事方式、方向感等各方面。

　　改革其實是革命，革既得利益的命，是利益再調整、權力再分配。

　　而往往權力擁有者，首先就是既得利益者，所以總是會舍不得，會不自覺地去維護，就成為了阻力。所以在我國，任何層次的領導都不用怨天尤人，環境還是很好的，只要你想改能改敢改，空間很大，我覺得現在要商討的是，穩是穩不住的，守業即敗業，不要怕改革起爭議，也不要怕犯錯誤，其實不改革才是犯罪。

記者：您在主政沭陽時，有不少措施都顯得比較激進，但據我觀察，到宿遷市后，您的施政措施明顯溫和了不少，當時您39歲，現在46歲，是與年齡有關，還是與這幾年的風風雨雨的經歷有關？

　　仇和：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因為環境不同，決定了做法不同。欠發達地區一般都有四個怪圈，即政治上越亂越窮，越窮越亂，表現為亂折騰；社會上越生越窮，越窮越生，表現為亂生育；經濟上越收越窮，越窮越收，表現為亂收費；思想上越保守越窮，越窮越保守，表現為頭腦僵化。治亂世用重典，治重癥下猛藥，所以在沭陽時，是強力糾偏，矯枉要過正。這樣做其實很累，但不這樣就扭不過來，如果把我放在蘇州、無錫這樣的發達地區，我肯定不會這樣干。

　　另外，我從縣里來到市里后，工作方法肯定要發生變化，因為角色不同了。從管理上來說，1∶8的管理半徑比較好，被管理者超過8，就容易向后看齊，因為在后面的人多；而小于8，就容易向前看齊。我在沭陽時，下面管轄38個鄉鎮，是1∶38，人口180多萬人，相當于歐洲的一個小國家，在這種情況下，只能采取貼身緊逼的管理方式，所以我有意在各鄉鎮之間形成不平衡，每季度開現場會，搞評比，制造競爭局面。到了市里后，管轄的是4縣1區，1∶5，這時就要以宏觀管理為主了，干預過多反而會挫傷下屬的積極性。

　記者：您曾經逼1／3干部招商引資，1／3干部離崗創業，在您的推動下，培養了上千個“官商”。為什么這樣做？

　　仇和：首先是官員多了，漢朝時官民比例是1∶7000，唐朝時是1∶3000：，清朝是1∶91，建國時1∶600，現在則是1∶30，所以溫家寶總理說，食之者眾，生之者寡，要大力精簡。宿遷1／3干部招商引資、1／3離崗創業，留下來的官員，仍然足以維持運轉。

　　另外一個方面，在落后地區，官本位思想很嚴重，人才也都集中在政府，怎么樣把他們轉移到工商領域去？這些其實都是社會精英，不能把他們推到政府的對立面去，所以用這種方式，將他們從政治崗位，轉移到經濟崗位，肯定會有一段時間官商一體，對市場環境造成傷害，但這是“兩害相權取其輕”。

記者：您當時推行的“小城鎮建設”引起爭議很大，是出于什么思路？

　　仇和：中國怎樣解決農村問題？只有減少農民才能致富農民、縮小農村才能發展農村。欠發達地區的典型特點，就是長期以來由于工商業發展滯后，使得土地無法流轉走向農業專業化生產，勞“困獸效應”。

　　縣域經濟發展，縣城的拉動力有限，“小馬難拉大車”，所以必須改為“群馬拉車”，關鍵就要加快城鄉結構調整，抓手是加快小城鎮建設，核心是農民從業性質由一產向二、三產轉化以及農民收入、消費方式由以實物為主向以貨幣為主轉化。房子建在城鎮就是生產資料，而建在鄉下，就只是生活資料，因此把交通搞好只是流通，輔以小城鎮和市場，才能截下物流。

　　另外當時推行小城鎮建設，也是基建成本低，這個需要抓住機會。

　　我們國家往往是總結典型、然后推廣，這種方式實際上很危險，一種經驗在當地有效，是因為它結合當地的實際好，就像沭陽1997年－1999搞小城鎮建設很成功，但后來全國一哄而上，卻很多失敗了。

記者：您在美國進修過，對西方的一些價值理念了解甚多，但像“沉重的懺悔”這一措施，明顯又是侵犯人權，對這一點您是怎么想的？

　　仇和：西方在我國現在這個發展階段時，在我國這種人均GDP時，哪里有人權呢？我覺得中國現在要加快發展，用30年走完西方300年的路，政治優勢是很重要的，權力相對集中，可以采取壓縮餅干式的發展，不要截然把人治和法治當成是非的兩極，承認宿遷的現狀的話，能不能用人治來推動法治，用不民主的方式來推進民主呢？

為什么是宿遷為什么是仇和

改革邏輯

　　宿遷的激進變革，無疑帶有強烈的個人色彩，仇和的動機和邏輯在哪里？分析他的個人經歷，或許能找到些答案。

　　仇和出生于江蘇鹽城濱海縣農村，1977年恢復高考，仇和考上江蘇農學院，畢業后分配到省農科院工作，并于1984年5月提拔為副處級，進入了官員隊伍。

　　此后，仇和曾于1986年下派徐州豐縣掛職鍛煉2年半，靜心研究農村問題。而對他造成巨大影響的是1995年，他作為江蘇省第一批高研班人員，赴美國進修，系統學習西方政府管理和市場經濟學?；貋頃r，他帶了滿滿兩大箱書。正是在這時，仇和產生了強烈的施政沖動。

　　回國后，他在被提拔為省科委副主任前夕，改派到新組建的宿遷市，任市委常委、副市長，幾個月后，他來到了沭陽。

　　沭陽當時是個什么狀況？宿遷市委副書記謝波告訴記者，“陸域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的縣，卻又是最窮的縣，人均指標與全省相比，有11項僅為省人均的10％，財政收支缺口達1億多元。宿遷市狀況也大體相似，2001年的人均GDP和人均財政收入不僅比蘇北五市平均水平低了近一半，甚至趕不上西部十省區平均水平。在江蘇省總體經濟快速發展的背景下，宿遷的”落后“顯得分外”刺眼“。

　　“富的富得冒油，窮的窮得冒汗，”宿遷市委宣傳部長葉輝說，“誰愿意受窮呢？但如果還是亦步亦趨，拍馬追都追不上。”

　　事實上，傳統的兩條發展道路，宿遷市和沭陽縣均嘗試過：一個是跑項目，但毫無優勢的宿遷市，幾年下來，沒有爭取到國家布點的一個大項目；另一條路是“扶貧”，從1993年開始，江蘇省曾連續3年幫扶過沭陽等貧困縣“強力發展”，但大量的錢物，都被投入虧損國企等無底洞，1996年，當地為制造政績，竟占用3000萬元企業技改資金，作為財政收入，放了個“假脫貧”的衛星。

　　正是在這種狀況下，渴望發展的沭陽，等來急欲施展身手的仇和，開始了超常規的改革。

　　仇和的個性，無疑在這場改革中舉足輕重。幾乎所有的被采訪者，都談到了仇和倔強的個性。在他上任時，官員們曾編了一個順口溜：“一年仇和，兩年求饒，三年求逃”。仇和聽到后說：“那4年求什么？我就非要呆4年。”

　　仇和說他甚至想過：“如果組織上將我免職，我也絕不回南京，就呆在這做生意，研究沭陽。”

　　他無疑是個極為自信的人，“看準了的事情就要干，誰說也沒用。”當本報記者問他，“這幾年，你有沒有做過一件失誤的事？”他以沉默作答。

　　另一個顯而易見的特點，是仇和的急切，而通過他手中的權力，這種急，在下屬的貫徹過程中，有時演變為狂飆猛進，有時蛻變為急躁。

　　在城區拆遷時，沭陽街頭往往見到這樣的標語：“大干30天封頂。”而在推行小城鎮建設時，每個鄉鎮都領有任務指標，以致有的鄉鎮因完不成任務，干脆強行拆除老百姓的房子，逼其重建。

　　仇和曾經分析自已，“我搞科研出身，科研重結果，不重過程，所以有時表現出急躁的情緒。”

　　但他同時又說，“往往過程中容易爭議，不如讓結果早點出來，這樣就有了說服力。”

民主嘗試

　　赴美進修的半年，看來對仇和造成了巨大的影響，自從回國后，即使冬天穿西服，他也一定將襯衣穿在毛衣的外面，細節一絲不茍。

　　宿遷召開的所有大會，規定必須電視現場直播，“讓每一個社會成員有知情權，也便于大家監督。”

　　1997年，沭陽試行干部任前公示制，這一做法引起轟動，時任國家副主席的胡錦濤，對此作出長篇批示。現在，干部公示制已被寫進《干部任免條例》，在全國推廣。

　　在他擔任市委書記后，他在宿豫縣推行干部“公推競選”，此舉同樣在全國首開先河，胡錦濤再次批示。

　　“公示制解決的是知情權，公推競選解決參與權、監督權。”毫無疑問，他有自己的目標，并且一步步在推進。仇和現在思考的問題是“如何對干部的施政過程實施監督”，他無疑感到了以個人來監督一個官員集團的勞累。

　　中組部調查組前來宿遷調研時，一位官員說了這樣一句話，“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此話讓仇和感慨，“看到了高層的開明。”

　　“建設民主不是目的，是手段，民主才能民安，民安才能得民心。”這是仇和的觀點，但他現在他無疑又在反方向操作，先凝聚民心，實現民安，再建設民主。“這是我的矛盾之處。”仇和承認。

　　他甚至不認為自己是個改革者，他說，“我只是改良”。

得與失

　　仇和曾這樣自我描述：“穿著褲子夾著尾巴，穿著釘鞋拄著拐杖，拎著烏紗戴著眼鏡干工作。”

　　1998年8月22日，央視《焦點訪談》曝光沭陽縣后，在當地引起了一場“地震”，一位王姓的科級官員，甚至錄下了這個節目，在臨街的窗口反復播放。

　　此事后來使沭陽的工業園建設擱淺，但也使默默無聞的仇和，從此聲名大噪。在宿遷市委的保護下，仇和最終并未被免職。

　　仇和后來對此有了一句名言，“在外界爭議中揚名，在內部不爭論中發展。”

　　“改革必然要觸動一部分人的利益，”仇和說，“做10件事，有一件錯了，9件事上頭不一定全了解，而錯事肯定知道，因為有人會去上訪，會去傳播。”他將此比喻為“陰暗面的放大效應”。

　　從本報記者的統計來看，外界對宿遷的重磅輿論監督，幾乎一年一個，但奇怪的是，屢屢被曝光的仇和，卻不僅不倒，反而名聲越來越大，越來越得到上級領導的信任，足可稱為“危機公關”的典范。

　　2000年12月28日，仇和升任宿遷市委副書記、代市長，8個月后，他被任命為宿遷市委書記，再次提拔。

　　仇和主政沭陽4年零20天，到2001年，這個全省最貧困的縣，國內生產總值增長2.17倍、財政收入增長2.25倍，在全省排名分別提升了13位和6位，職工平均工資、農民人均純收入兩項分別提升了21位和9位，GDP增長率全省第二，位次提升幅度全省第一。

　　在離開沭陽時，仇和在全縣干部會上說，“我們四年不懈的努力、流淌的汗水、付出的辛勞，在得到群眾認可、社會認同的基礎上，終于得到上級黨委和組織部門的認定，還有什么比這更令人高興的呢？還有什么比這更讓人安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