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是宋明理學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中國封建社會影響極為深遠的思想家、哲學家和教育家。朱熹與閩南地區有不少關聯，作為朱熹“過化”之地，閩南文化受到朱熹思想的重要影響，同樣，在閩南地區的經歷和閩南文化的熏陶對朱熹思想的形成也有著不可忽略的影響。

　　朱熹出生于福建尤溪，幼時就曾隨父到過泉州?？贾羞M士后，首先出仕的地方是泉州同安縣，從23歲至27歲（1153—1157年），擔任主簿5年。他54歲重游泉州，61歲出知漳州1年。朱熹一生在閩南前后呆了七八年，這里是他任地方官時間最長的地方。期間，他因公務或訪友論學，足跡遍及晉江、南安、安溪、永春、德化、金門、龍溪等地，對閩南文化尤其傳統民俗、宗教文化、家族文化、建筑文化、戲曲文化等有深入的了解。閩南文化的豐富內容與斑斕色彩，不能不使生活于這種文化環境中的朱熹受到深刻的觸動，進而加以關注與審視。尤其是同安任上那幾年，正是他的青年時期，處于思想體系形成的重要起步階段。因此朱熹的不少觀點，包括對閩南文化產生重大影響的某些思想，相當程度上正是來自于閩南文化的啟迪，來自于對閩南文化的觀察與思考。

　　“逃禪歸儒”是朱熹思想發展中的一個重要階段，它對閩南文化尤其宗教文化的發展，產生過不小的影響。據民國《同安縣志》卷35所記，朱熹在同安任上，開始采取“抑佛”措施，“民欲為僧尼者，禁之”。后來他知漳州時，再次嚴禁男女“以修道為名，私創庵宇”，嚴禁寺院“以禮佛傳經為名，聚集男女，晝夜混雜”（《朱子全書·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00）。朱熹的這種思想，對于扭轉閩南人過于狂熱的“好佛法”，對于儒學在閩南更為廣泛深入的傳輸，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實際上，朱熹本人完成這個重要思想轉變，大體上正是在同安任上這幾年，是在對閩南宗教文化審視的基礎上發生的。仕泉之前的朱熹，既受孔孟學說和二程理學熏陶，又對佛老頗為迷戀，自謂“出入釋老者十余年”。赴任同安途中，他受學于延平李侗，李侗對他“懸空理會”的“無限道理”并不稱許，要他讀圣賢書，看圣賢言語。同安任上初期，朱熹對李侗師教“心疑而不服”，依然做著儒佛道并行不悖而盡其妙的高士冥想。然而，在同安的所見所聞，使其思想受到很大沖擊。當時同安以至整個閩南，佛老思想盛行，佛寺庵堂比比皆是，僅泉州就有佛寺四百余座，被朱熹稱為“泉南佛國”。隨著時間的推移，朱熹在驚嘆閩南人“好佛法”的同時，亦開始對此進行反思。他逐漸看出，釋氏“昭昭靈靈的禪”，盡管對人生苦難表現出深切同情，并提供了終極關懷的彼岸世界；然而，面對諸如土地兼并、賦稅不均、豪強凌弱、民貧財屈等社會現實問題，佛家學說顯得蒼白無力。與此同時，佛教盛行，還加劇了種種社會問題。大量土地為寺廟所占，許多農民失去土地流離失所；大量勞動力成為僧尼，影響了社會生產的正常進行；大量錢財流入佛寺，造成百姓更加窮困潦倒。由此，他逐漸領悟了李侗的教誨，認定只有儒家經世安邦的入世精神，才能挽狂瀾于即倒，遏人欲于橫流，只有儒學才是拯救時弊的精神力量。同安秩滿，朱熹在《教思堂示諸同志》詩中，發出“塵累日以銷，何必棲空山”的聲言，表明了棄禪的決心和意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