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足協紀委會對秦升的處罰方案原本是停賽6場，但在上級部門的指令下不得不改為停賽半年……足改兩周年，足管中心今年1月也已正式注銷，不過這并不意味著足球改革已經能夠與主管部門的行政指示“脫鉤”，雖然撤銷足管中心的目的是為了脫鉤，然而，現階段足協作為社團機構甚至比原來還需要接受更多的指令：從三外援出場U23新政，到國奧打中甲的計劃，再到秦升禁賽半年，背后都有體育總局的干預和影子。關注足改的人士認為，這說明足球改革進程的發(fā)展模式有必要重新審視。

­　　從去年底開始，體育總局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密切關注足球的改革進程，甚至在籃球項目改革中，也提到了足協改革的經驗教訓，“目前有些中心的改革是違法違規(guī)的”，這其實就是指摘足管中心的改革出現問題，在人事改革進程中，甚至出現員工打官司告贏中國足協的情況。從這一個切入口，體育總局對足改的關注范圍不斷擴大，關于俱樂部大投入、青少年球員上場、奧運隊伍組建甚至紀律處罰的干預，讓市場化程度高的中國足球發(fā)展出現偏離方向的步調，一些政策，諸如限制外援、23歲球員首發(fā)、國奧打中甲以及重罰秦升等等，都出現了與足球運動管理規(guī)律不相符的情況。

­　　去年底，中國職業(yè)足球發(fā)展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引起了媒體和社會廣泛關注。而最坐不住的就是體育總局。此前很少出現的體育總局新聞發(fā)言人，兩次就足球改革發(fā)聲，一次是在2016年12月30日，關于中超高薪引進外援等話題的談話，一次是在2017年1月5日，關于大規(guī)模海外并購、俱樂部燒錢嚴重、外籍球員收入過高、不重視青訓等問題的談話，對用好規(guī)則和政策杠桿鼓勵長期培養(yǎng)本土球員，對調節(jié)、抑制高價引援，合理限制球員過高收入，對完善俱樂部青訓體系和梯隊建設等都有過具體的闡述。體育總局明確表態(tài)，正會同中國足協和有關方面積極研究引導措施，確保職業(yè)足球健康發(fā)展。這就是足協出臺三外援和U23新政的背景。而按中國足協的節(jié)奏，實行外援“3+1”應當是在2018年，3外援則根本沒有考慮過，如果要考慮也是比較長遠的問題。至于在中超（中甲）聯賽中，每場比賽18人報名名單中至少要包括2名U23（2017賽季為1994年1月1日以后出生）國內球員，同時，首發(fā)11人中至少有1名U23國內球員。這個激進的做法，更不在足協的近期計劃中。

­　　而關于國奧的組隊思路，總局對足協原來請洋帥的計劃也不太滿意。今年1月4日，總局發(fā)布《國家體育總局新聞發(fā)言人就體育社團改革發(fā)展接受記者采訪》，里面提到“優(yōu)秀運動員、教練員是體育事業(yè)的寶貴財富，特別那些曾取得過優(yōu)異運動成績、在國內外具有較強社會影響力和較高知名度的體育人士……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吸收他們進入各級體育社團領導機構、擔任領導職務，既有可能性、又有必要性。”在這個思路下，除了姚明就職中國籃協主席，體育總局期待更多優(yōu)秀運動員走上仕途，在足球領域，孫繼海、邵佳一被總局看中，希望他們參與組建國奧。而為了磨練2020年東京奧運會代表隊，總局更提出“國奧打中甲”的計劃，此舉除了鍛煉國內年輕球員的目的，更是為體育總局的奧運戰(zhàn)略服務。

­　　如果說國奧組建和職業(yè)聯賽的若干政策還涉及到國家層面的話，那么小到秦升和孫世林的處罰干預就過細了，這對足協內部的正常工作也造成相當程度的困擾，對秦升等人的處罰不僅未能及時作出，而且紀委會原來的處罰決定也被全盤推翻。體育總局公開表態(tài)：“堅決反對球場暴力，將繼續(xù)推動樹立中國足球良好形象。”這也意味著，對中國足球的具體關注還沒結束。例如，對天價球員，體育總局最近也明確表示，還會有更嚴格的整肅措施出臺。

­　　中國足球的問題，根子在體制機制。調整改革中國足協，實行與體育總局“脫鉤”，加快推進“去行政化”，就是向政社不分、管辦不分、事企不分等痼疾開刀，目的就是讓專業(yè)人辦專業(yè)事，使足球按照自身規(guī)律運轉起來。而體育總局頻頻在足球具體事務上過問甚至動手，也讓足球界人士感到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