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科學總結中國經濟改革取得的成就和經驗，分析未來需要應對的挑戰，對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重大意義。

中國改革開放創造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發展奇跡

　　改革開放使中國大踏步趕上時代，實現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偉大飛躍。這在經濟方面表現得尤為突出。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國內生產總值以年均接近兩位數的速度增長，先后于1999年和2010年跨入了下中等收入國家和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2009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0年，我國出口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我國97%以上的出口產品是制造業產品，成為18世紀工業革命以來繼英國、美國、日本、德國之后的世界工廠。2013年，我國進口加出口的貿易總量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2017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8640美元，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經濟的比重從1978年的1.8%提高到2017年的15%左右。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使我國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我國還是到現在為止沒有出現過系統性金融經濟危機的新興市場國家，而且在上世紀末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為世界經濟復蘇作出了重大貢獻。

　　在短短40年間，我國經濟從很低的水平發展到總量躍居世界第二、進出口額位居世界第一，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發展到總體小康、即將實現全面小康，7億多人擺脫了貧困。這樣的發展奇跡，在人類歷史上不曾有過。我國之所以能夠實現快速發展，是因為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正如習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沒有今天中國興旺發達的大好局面。

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經驗

　　中國經濟改革并沒有套用任何現成理論，而是從自身實際情況出發，以對經濟社會沖擊較小的漸進轉型方式啟動，以“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維持經濟社會穩定，提高各種所有制經濟的積極性和資源配置效率，在不斷釋放后發優勢的過程中推動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并與時俱進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在上世紀80、90年代，西方主流經濟理論認為我國這種市場和計劃并存的漸進轉型方式是最糟糕的轉型方式，造成的結果只會比原來的計劃經濟還差。然而，結果恰恰相反，我國經濟轉型取得巨大成功，不僅成功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且經濟發展成就令世界驚嘆。那么，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為什么能實現持續快速增長，我國經濟改革的成功經驗是什么？

　　回答這一問題，首先要理解后發優勢。經濟發展和收入水平提高有賴于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而這又要求現有技術和產業不斷創新，讓勞動者能夠生產出更多、更好的產品和服務；要求新的附加值更高的產業不斷涌現，讓勞動力、土地、資本等要素得以從附加值比較低的產業配置到附加值比較高的產業。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如果要發展經濟、提高收入水平，都必須使技術不斷進步、產業不斷升級。

　　發展中國家通過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實現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的可能性，被稱為后發優勢。利用這一優勢，發展中國家可以以較低的成本和較小的風險實現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取得比發達國家更快的經濟增長。這是因為，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產業處于世界前沿，只有發明新技術、催生新產業，才能實現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而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只要下一期生產活動采用的技術比當前這一期好，就是技術進步；只要下一期進入的新產業附加值比當前這一期高，就是產業升級。由于技術先進程度和產業附加值水平有差距，發展中國家可以對發達國家的成熟技術進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可以通過進入附加值比現有水平高且在發達國家已經成熟的產業中來進行產業升級。

　　當然，利用后發優勢只是一種理論上的可能性，并不是所有發展中國家都能利用后發優勢實現快速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只有13個經濟體利用后發優勢實現了年均7%甚至更高、持續25年甚至更長時間的經濟增長。改革開放后的中國便是這13個經濟體中表現最為搶眼的一個，也是趕超速度最快的一個。

　　但是，如果把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歸結為后發優勢，那么，為什么在改革開放前我國沒能利用后發優勢呢？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回顧當時的歷史背景。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全國上下致力于實現民富國強。民富國強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基礎。所謂民富，就是希望我國人均收入水平可以達到和發達國家同樣的水平。為此，勞動生產率水平就必須跟發達國家一樣高，產業就必須跟發達國家一樣先進。如果要快速趕上發達國家、實現民富國強的目標，就要快速發展起跟發達國家一樣先進的資本非常密集、規模非常龐大的現代化產業。

　　然而，這些大產業都是發達國家最先進的產業，技術上有專利保護，又跟國防安全有關，即使我國想支付專利費也買不來，只能依靠自己搞技術發明。并且，那些產業資本非常密集，我國當時又是一個一窮二白的農業國家，資本非常短缺，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沒有比較優勢，這類產業中的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沒有自生能力，必須依靠政府保護和補貼才能生存。為了保證重工業發展，需要依靠政府降低資源要素價格來降低重工業投資和生產成本，由政府直接按計劃配置資源來保證重工業發展所需要的資源，采用國有制和對企業微觀經營進行直接干預的方式以保證企業按政府計劃生產。

　　然而，計劃經濟體制雖然讓我國快速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卻導致國民經濟體系整體效率非常低，在1978年時，我國人均收入水平連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國家平均收入的1/3都沒有達到。這樣的發展顯然不可持續，既實現不了民富的目標，也實現不了對發達國家的真正趕超。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從那以后，我國轉變發展思路，推進市場化改革，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了符合我國國情的發展目標，開始發展那些能利用我國勞動力豐富的比較優勢，能創造就業、吸納農村大量富余勞動力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實現了對外出口和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出口和經濟快速增長的過程也是創造利潤、積累資本的過程，這又使我國要素稟賦結構逐漸從勞動力相對豐富變成資本相對豐富，比較優勢從勞動力相對密集的產業逐漸變成資本相對密集的產業。也就是說，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成功轉型，才使得我國得以充分利用后發優勢。

　　既然中國改革開放后的快速發展是市場化改革帶來的，那么，為什么上世紀80、90年代絕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都在轉型，其他社會性質的很多發展中國家也都在進行跟中國相似的、由計劃經濟或政府主導的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取得成功的卻寥寥無幾？為什么那些采用被西方主流經濟理論認為是最優轉型方式的“休克療法”的國家，卻基本上陷入經濟崩潰、停滯和不斷發生危機的窘境？

　　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追趕發達國家的思想普遍存在于發展中國家當中。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都想在貧窮落后的農業經濟基礎上建立起資本密集型現代化大產業，其采用計劃經濟體制造成的問題也和我國的情形相類似。其他社會性質的發展中國家如印度、拉美和許多非洲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紛紛擺脫殖民統治，實現了政治獨立，也都追求在貧窮落后的農業經濟基礎上建立資本密集型現代化大產業，在經濟運行中形成了一系列本質上跟我國計劃經濟體制一樣的市場扭曲和不當干預。

　　上世紀80年代，在我國推動改革開放時，絕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和其他社會性質的發展中國家也在向市場經濟轉型。國際學術界的主流觀點認為，實現經濟轉型必須實施“休克療法”，按照“華盛頓共識”的主張把政府的各種干預同時地、一次性地取消掉。受這種觀點影響，不少國家采取了“休克療法”，其中既有社會主義國家，也有非社會主義國家。但“華盛頓共識”的主張忽視了原體制中的政府干預是為了保護和補貼那些不具備比較優勢的重工業，如果把保護和補貼都取消掉，重工業會迅速垮臺，造成大量失業，短期內就會對社會和政治穩定帶來巨大沖擊，遑論實現經濟發展。而且，那些重工業中有不少產業和國防安全有關，即使私有化了，國家也不能放棄，必須繼續給予保護和補貼，而私人企業主要求政府提供保護和補貼的積極性只會比國有企業更高。大量實證研究表明，這正是蘇聯、東歐國家轉型以后的實際情形。

　　我國采取實事求是的漸進轉型方式。既然轉型之前建立的資本密集的大型國有企業在轉型之后的開放性市場中沒有自生能力，那就應該在轉型期給予這些企業以必要的保護和補貼以維持穩定。同時，那些原來受到抑制而又符合我國比較優勢的、不需要保護和補貼的勞動密集型加工制造業則應向內外資放開準入門檻；并且，針對當時我國存在的基礎設施和營商環境差的問題，設立經濟特區、出口加工區、高新技術區等，集中有限資源在這些區域里把基礎設施建設好，實行一站式服務。這樣，新的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迅速變成我國優勢產業，帶來經濟高速增長。經濟高速增長帶動民營經濟快速發展，推動國民經濟整體的市場化轉軌；促進了資本積累，為啟動和深化原來那些不具備比較優勢的資本密集型產業的改革創造了條件。隨著資本快速積累，資本密集型產業逐漸從不具備比較優勢變為具備比較優勢，企業也就有了自生能力，原來的保護和補貼便沒有繼續存在的必要，也就能夠實現“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讓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兩只手有機結合，共同發揮作用。

應對新挑戰，繼續深化經濟改革

　　我國的經濟改革雖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漸進雙軌改革進程中存在的市場扭曲和不當干預，也導致了腐敗滋生、收入差距拉大等問題。這些都是繼續深化經濟改革要應對的挑戰。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消除市場扭曲、不當干預，杜絕腐敗和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源，同時嚴厲整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堅決反對特權，堅持反腐敗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反腐敗斗爭壓倒性態勢已經形成并鞏固發展。深入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脫貧攻堅戰取得決定性進展，又有6000多萬貧困人口穩定脫貧；城鄉居民收入增速超過經濟增速，中等收入群體持續擴大，收入差距問題正在逐步得到解決。

　　還要看到，隨著客觀條件變化，特別是隨著我國快速發展過程中資本的快速積累，改革初期和中期那些不具備比較優勢的產業，今天日益成為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這些產業中的企業在市場中也具備了自生能力，其中的優秀企業還具有了較強競爭力。因此，今后的經濟改革要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來推進，建立起更加公平的市場體系和競爭秩序。這不僅能進一步釋放經濟增長潛力，也能有效縮小收入差距、促進共同富裕。

　　繼續深化改革，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起有效市場以提高效率；在發展過程中針對新出現的問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發揮有為政府的作用去解決問題。沿著這樣的路徑走下去，我們必將實現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由于發展條件的相似性，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轉型中所積累的經驗和智慧，也將有助于其他發展中國家克服發展和轉型中的困難，實現現代化的夢想。

　　（作者為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