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話函詢成為從嚴治黨的常態，這既是把握運用“四種形態”的具體實踐，也符合把紀律挺在前面的要求，體現了反腐倡廉抓早抓小的真正變化，推動了全面從嚴治黨的具體化、常態化、科學化。

　　談話函詢數量不斷攀升的背后，反映的是執紀理念的轉變。能通過第一種形態處理的問題，絕不養癰遺患，防止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階下囚”

　　正廳級官員周松青火了一把，讓他火起來的，是7月24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紀律審查”欄目的通報，說他“對抗組織審查，多次找算命先生卜卦，祈求神靈保佑自己”。

　　另外，通報中還稱，周松青不如實報告家庭房產和股票情況，“在組織進行函詢時不如實說明問題”。

　　“不如實說明問題”，相當于在組織談話和函詢時撒了謊，這事兒嚴重嗎？答案是肯定的。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刊文稱，這是對組織不忠誠、不老實的典型表現。

　　梳理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紀律審查”欄目黨紀處分通報發現，黨的十八大以來，有13名中管干部“在組織談話或函詢時，不如實說明問題”。

　　何為“談話函詢”？《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監督執紀工作規則(試行)》規定，承辦部門應當結合問題線索所涉及地區、部門、單位總體情況，綜合分析，按照談話函詢、初步核實、暫存待查、予以了結四類方式進行處置。所謂“談話函詢”，通俗地講，“談話”就是紀檢機關針對收到的問題線索，跟被反映人談話，讓被反映人講清自己的問題。“函詢”就是針對收到的問題線索，紀檢機關給被反映人發函，請被反映人對被反映的問題給出書面解釋。

　　不如實說明問題是對組織不忠誠

　　新近一位被通報“在組織進行談話函詢時不如實向組織說明問題”的中管干部，是天津市委原常委、統戰部原部長王宏江。

　　王宏江，1965年出生，河海大學水資源環境學院水文學及水資源專業畢業。1983年起進入天津市水利系統工作，1997年后歷任天津市水利局(市引灤工程局)副局長，天津市水利局(市引灤工程局)黨委副書記、局長等職務。

　　2008年3月，王宏江離開任職25年的水利系統，轉任天津市寶坻區委書記。

　　王宏江晉升為中管干部是在4年多以后，擔任的職務是天津市副市長，是當時8名副市長中最年輕的一位，排名第四。

　　到了2015年12月，他晉升為天津市委常委，又成為天津市最年輕的市委常委，也是班子中唯一的“65后”。

　　不久，王宏江出任天津市委統戰部長，成為全國最年輕的省級統戰部長、唯一的“65后”。

　　2017年7月，據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消息，王宏江因嚴重違紀受到留黨察看一年、行政撤職處分，降為正廳級非領導職務。

　　通報中稱，王宏江紀律意識淡薄，嚴重違反組織紀律、工作紀律和廉潔紀律，在組織進行談話函詢時不如實向組織說明問題。

　　梳理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紀律審查”欄目黨紀處分通報發現，黨的十八大以來，有13名中管干部“在組織談話或函詢時，不如實說明問題”。

　　其中，在組織函詢時不如實說明問題的有8人，包括白雪山、張力夫、盧子躍和張喜武等；在組織談話時不向組織如實說明問題的有兩人，包括鄧崎琳和呂錫文；在組織函詢談話時不如實說明問題的有3人，包括魏宏、李嘉和王宏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廉潔研究與教育中心副主任杜治洲認為，政治紀律是我們黨最重要的紀律，對黨忠誠是遵守政治紀律的重要表現。黨員干部如果在組織談話和函詢時不如實說明問題，隱瞞事實，就說明他(她)對組織不忠誠、不老實。

　　“13名中管干部被通報存在此類問題，說明中央對政治紀律的高度重視，也是對‘四種形態’中第一種形態的嚴格把關。”杜治洲告訴《法制日報》記者。

　　“四種形態”是指，經常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約談函詢，讓“紅紅臉、出出汗”成為常態；黨紀輕處分、組織調整成為違紀處理的大多數；黨紀重處分、重大職務調整的成為少數；嚴重違紀涉嫌違法立案審查的成為極少數。

　　在北京科技大學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偉看來，在組織談話和函詢時，是否如實向組織說明問題，這是處理違紀干部的重要參考依據，因此有必要在通報中予以闡明。

　　“這組數據證明，一些違紀干部被立案審查時依然存在僥幸心理，對組織隱瞞相關問題，這也說明執紀審查需要更加嚴格，必須發揮強有力的震懾效應。”宋偉對《法制日報》記者說。

　　防止要么“好同志”要么“階下囚”

　　根據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紀律審查”欄目黨紀處分信息，首個被通報不向組織如實說明問題的中管干部是鄧崎琳，武漢鋼鐵(集團)公司原董事長、黨委書記。

　　2015年8月29日，據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消息，鄧崎琳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組織調查。此時，距離鄧崎琳到齡退休僅兩個月。

　　2016年1月，中央紀委通報了對鄧崎琳的立案審查結果，其除了“嚴重違反政治紀律，干擾、妨礙巡視工作，對抗組織審查，長期搞迷信活動”之外，還嚴重違反組織紀律，“在組織進行談話時不如實向組織說明問題”。

　　中央紀委給予鄧崎琳開除黨籍處分；收繳其違紀所得；將其涉嫌犯罪問題、線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今年5月31日，廣東省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宣判鄧崎琳受賄案，對被告人鄧崎琳以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15年，并處罰金人民幣500萬元。

　　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并非只針對中管干部實行談話函詢，而是針對全體黨員。

　　7月20日，中央紀委通報2017年上半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紀律審查情況。其中，共談話函詢11萬件次，比去年同期增長162%；運用監督執紀第一種形態處理27.8萬人次，占“四種形態”處理總人次的56.6%。

　　此外，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披露的數據顯示，2015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談話函詢5.4萬件(次)；2016年，這個數字上升到14.1萬件(次)。

　　杜治洲認為，“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是中國共產黨對犯錯誤同志的一貫方針。黨的十八大以來，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本著抓早抓小、治病救人的目的，切實做好談話函詢工作，督促有關黨員干部認識錯誤，及時改正。

　　在杜治洲看來，數據反映出，函詢談話已經成為從嚴治黨的常態。

　　宋偉認為，談話函詢成為從嚴治黨的常態，這既是把握運用“四種形態”的具體實踐，也符合把紀律挺在前面的要求，體現了抓早抓小的真正變化，推動了全面從嚴治黨的具體化、常態化、科學化。

　　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也刊文認為，談話函詢數量不斷攀升的背后，反映的是執紀理念的轉變。能通過第一種形態處理的問題，絕不養癰遺患，防止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階下囚”。

　　建立更加制度化談話函詢流程

　　2016年10月，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該條例第七條要求，黨內監督必須把紀律挺在前面，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

　　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刊文稱，組織找干部談話函詢，是針對苗頭性、傾向性、一般性的問題進行處置。如果反映不實，組織會予以澄清；如果干部如實說明情況且反映問題輕微，不需要追究黨紀責任的，組織會采取談話提醒、批評教育、責令檢查、誡勉談話等方式處理，及時了結，讓同志放下包袱。

　　可見，談話函詢既是了解情況，也是組織給予黨員干部坦白澄清的機會。

　　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發布的消息顯示，談話函詢是從嚴治黨的常態，對函詢中如實說明情況予以采信并了結的，結果要書面通知干部本人，體現黨內政治生活的嚴肅性。中央紀委已發出了結反饋1770多件次。

　　鑒于談話函詢在監督執紀中的重要作用，宋偉建議，準確把握“四種形態”的內涵及每種形態之間的關系，同時對“第一種形態”進行深入探索，建立更加制度化的談話函詢流程，不斷創新方式方法，在各個層面滲透從嚴治黨的要求。

　　杜治洲的建議是，一方面，要進一步加強規范談話函詢的制度建設。要把談話函詢的適用對象、方式、內容、時限、程序和紀律要求進行嚴格的規范，既要防止小題大做，又要防止跑風漏氣、線索流失，以提高談話函詢的客觀性。

　　“另一方面，要加強對函詢談話的教育引導。通過多種形式、多種渠道對談話函詢執紀監督方式進行宣傳，引導黨員干部擺正心態，理性對待組織作出的談話函詢決定，坦誠向組織說明情況。”杜治洲認為。

　　杜治洲說，要對那些隱瞞、回避問題或對抗調查的行為，從反面進行教育宣傳，切實發揮“第一種形態”的預防和震懾效果。

　　制圖/李曉軍　　□　本報記者 陳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