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國有能力搞“一帶一路”，因為中國有“三寶”

　　中國是唯一有能力讓世界經濟再平衡的，美國沒有這個能力。盡管美國重返亞太地區，但是在中東陷入麻煩，中東的政治秩序基本上是美國建立起來的，但是美國現在破壞自己建立起來的秩序。美國有三大負擔，一個負擔就是做世界警察，做世界警察要付錢；第二個負擔是美國要搞聯盟，比如跟日本、菲律賓等；第三個負擔就是輸出民主，比如中東的埃及和伊拉克，他們的政治建設都跟美國有關系。

　　一 個人如果在臺上的統治不符合美國利益，美國就要推翻他，建立起對它更有利的政權，美國這個想法太簡單。美國破壞了原有的政權后，并沒有建立起它希望的民主 政權，而是造成了失敗國家，在中東秩序基本沒有了，現在以色列基本上不相信美國了。以色列總理去美國，不見美國總統，而是去國會演講。所以美國所謂把戰略 重心轉移到亞太地區，中國是過分擔心了。美國如何重返亞洲？它除了軍事上最強大以外，其它就沒有了。

　　對東南亞國家來說，當然希望對中國和印度的軍事崛起有個再平衡，但他們不希望美國軍事回去，因為如果中國跟美國之間形成一個軍事的競爭的話，對東南亞國家最不利。他們希望美國經濟力量回去，但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美國經濟憑什么回去？美國的資本走向哪里，美國政府沒有影響，資本還是走向它自己該去的地方，美國政府所能做的就是一些政策上的調整，美國的資本還是自己說了算。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國家要吃資本的飯，跨國公司實際上不屬于任何一個主權國家。所以美國和歐洲都沒有能力再平衡世界經濟，中國為什么有能力？

　　第一，中國有過剩的資本，肯定要走出去。為什么有“絲綢之路”？這是資本走出去的需要，政府只是順勢推出。西方的開放，中國上世紀80年代的開放都是資本推動的。

　　第二，中國的產能過剩，這也要有出路。中國大規模進行基礎設施建設的時代基本過去了，東部、中部基本上飽和，也就西部還有一些空間，鋼鐵、水泥等等的產能過剩去哪里？必須找到出路，這跟西方以前一樣，需要開拓新的市場、新的投資空間。資本需要投資空間，過剩產能需要新的市場。

　　第三，中國積累了基礎設施建設的技術經驗。“絲綢之路”除了傳統的貿易投資以外，現在還有基礎設施建設的合作。中國是當今世界最具能力進行基礎設施建設的國家，“一帶一路”上，除了像新加坡這樣少數的國家有錢，其它都是很平均的較低發展水平的國家，需要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中國過剩的產能、中國的資本、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的技術，都是這些國家所需要的。

　　東南亞、中亞都需要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所以中國建立亞投行（坐觀君插播：回復“亞投行”可提取相關文章哦），進行互利互通的基礎設施建設，對方有幾千億美元的缺口需求。歐洲沒錢，中國有錢，中國過剩。因為中國的老百姓和銀行手里有很多現金，這么龐大的現金要轉化成資本走出去，這是必須的。

　　三、“一帶一路”不好搞啊，因為挑戰不少

　　“一帶一路”戰略不好實施，挑戰很多。現在國際上基本分為三種態度。

　　第一類是美國日本這樣的既得利益國家。中 國走出去的話，既得利益肯定反對，因為中國作為新得利益，既得利益反對新得利益，我想天經地義，中國習慣也好，不習慣也好，這是事實。中國的改革開放，基 本上走過了三個階段，“取進來”、“接軌”都不會跟外部沖突，但從本世紀初開始走出去，走出去就要發生沖突，因為你要觸碰別國的既得利益，所以歐美反對很 容易理解。

　　第二類與之相反，廣大發展中國家是歡迎的，因為他們需要發展，需要資本投資，但西方資本投資受制于政治原則，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亞洲銀行又設置了很多附加條件，比如民主、自由、人權、宗教等等，但這在發展中國家就是雞和蛋的關系，我沒發展，如何講人權，如何講自由？所以這些國家希望中國能去投資，中國不像西方那樣設置政治化的條件，所以這些國家是非常支持中國的。

　　第三類就是對中國保懷疑態度的國家，這 也分為兩種。像韓國，本身對中國經濟非常依賴，但是它受美國的壓力，也不好公開表態，因為美國是它的戰略同盟。澳大利亞也是一樣，受美國的壓力很大。另外 像印尼這些國家對中國到底要做什么不清楚，所以抱懷疑態度。當然這也與中國做得不到位有關，“絲綢之路”已經搞一年多了，到底什么方案，現在也沒說清楚， 我們的知識儲備不足，人家不了解也不為過。

　　對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國際上基本就是以上三種態度。

　　另 一個困難是，我們現在只是強調“絲綢之路”就要走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的道路，但這對很多國家來說就很麻煩。比如我們要修從云南到新加坡的鐵路，越南就反 對，這不是經濟規劃的問題，是國家安全的問題，像菲律賓、越南跟中國有領土糾紛，修高鐵等基礎設施，他們就要懷疑是不是對國家安全產生影響。中國投資斯里 蘭卡，印度就擔心中國是否建立對它的包圍圈。

　　之前，中國在非洲、緬甸、斯里蘭卡大規模的投資基礎設施，已經損失了很多錢，中國無法保證資本安全。老殖民主義時期，簽了合同你不做，軍隊就派過去了，現在中國不能那么做了。而且“一帶一路”上的很多國家政治很復雜，不像中國有個共產黨做穩固的政治支柱，比如泰國、埃及，軍方、宗教勢力、反對派都是分化國家的力量的。像越南總書記、總理、議會分開，不像我們習主席“三位一體”，越南可能是下一個發生顏色革命的國家。面對這些國家，我給這個總統簽的協議，下個總統上來了就不承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