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正當防衛制度實質及如何把握限度等仍存在較大爭議　　建議對正當防衛作出立法解釋

　　尚倫生

　　全國人大代表、甘肅省律師協會會長尚倫生

　　過去一年，正當防衛案件屢屢引爆輿論。“昆山反殺案”、“福建趙宇案”乃至最近剛剛通報的“淶源反殺案”，都曾引發廣泛關注。但與此同時，對于如何正確理解正當防衛制度的實質，如何把握正當防衛的限度等，仍存在較大爭議。全國人大代表、甘肅省律師協會會長尚倫生認為，解決上述爭議，提煉規則至關重要。因此，2019年兩會期間，尚倫生擬提出議案，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就正當防衛作出立法解釋，回應社會關切。

　　不足之處

　　《刑法》相關規定過于原則

　　尚倫生說，正當防衛是《刑法》賦予公民對于正在進行的侵害國家利益、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的行為，現場實施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為，即使造成了損害結果，也不負刑事責任的制度。“其本質是在得不到公權力救助的緊急情況下，公民實施的自助或他助行為。”

　　但遺憾的是，過去一段時間這項制度備受冷落，以至于在裁判文書網等公開網站上很難查詢到關于正當防衛的案件。談及原因，尚倫生分析說：“《刑法》第二十條規定的正當防衛共三種情況，可以說內容不少，但就一項特殊的法律制度而言，這條規定仍然過于原則。由于法律規定的原則性，就會導致司法實踐中出現認定標準不統一的問題，尤其對于比較復雜的情況。舉個例子來說，條例中提到的‘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實踐中如何認定？對方連續進行的侵害可能很容易判斷，但隔幾個小時打一棍呢？這幾個小時的間隔中，受害人算不算是正在遭受不法侵害？可不可以進行防衛？那像這種間隔實施的侵害行為中，間隔如何掌握、如何防衛才算是在必要限度內，爭議就很大。”

　　現實需求

　　兩高相關指導難以統一尺度

　　尚倫生坦言，之所以出現上述情況，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過去幾十年，國內正當防衛相關案例比較少。最高法、最高檢也并未出臺相應司法解釋，因此可供參考的資料比較少。“從這個角度來說，昆山反殺案、趙宇案乃至最近的淶源案，出現得很及時。”

　　他表示：“應當承認，被媒體曝光或者得以準確認定的正當防衛案件只是一部分，甚至可能是很少的一部分，因此討論相關條例的更新就很有必要。”

　　尚倫生提到，昆山反殺案后，正當防衛問題已經得到了重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也通過案例指導、糾正錯案等方式，指導全國各級司法機關準確把握正當防衛的界限。但由于立法的原則性較強，涉及正當防衛的案例之間差異很大，這種指導很難達到掌握統一尺度的目的。“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十二批指導案例雖然都是正當防衛、防衛過當類的案例。但是，涉及是否構成正當防衛的案件具有突發性，個案之間差異很大。指導案例的參考價值有比較大的局限性。”

　　專業建議

　　應作立法解釋引導理論更新

　　因此，尚倫生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就此作出立法解釋，引導《刑法》理論的更新、理念的轉變。

　　他認為，解決正當防衛領域的各種爭議，提煉規則尤為重要。尚倫生建議，相關立法解釋應當包括至少三方面的規則。其一是關于《刑法》第二十條規定的“財產”認定規則，“貨幣、有形財產、具有支付功能的金融工具等，均可以認定為財產。同時，還應當規定財產‘數額較大’或‘數額巨大’等情況”。

　　其二是對加害行為“正在進行”的認定規則。“防衛者實施防衛行為時，加害行為持續不斷連續進行的，屬于‘正在進行’；較短時間內雖有停頓但間隔時間很短又繼續反復進行的，也可以認定‘正在進行’；在相對的空間中，加害行為從該空間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繼續實施的，應該也認定加害行為‘正在進行’等”。

　　其三是防衛行為是否“明顯超過必要限度”的認定規則。“防衛行為造成加害人重傷、死亡的結果，判斷防衛行為是否過當，防衛手段與加害手段是否相當是重要標準，但不是唯一標準。加害人持鈍器實施加害行為，防衛人持鈍器防衛，一般應當認定手段相當；加害人未經許可持械強行進入他人住宅的，無論是否造成危害后果，都以‘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論，防衛行為無論造成什么結果，都應當認定沒有‘明顯超出必要限度’；加害人造成他人輕傷，防衛行為造成加害人重傷的，一般不認定‘明顯超過必要限度’；不法侵害造成他人重傷，防衛行為造成加害人死亡的，一般不認定‘明顯超過必要限度’；加害人多人持械實施加害行為或者使用鈍器實施加害行為，防衛行為造成加害人重傷、死亡的，一般不認定‘明顯超過必要限度’等”。

　　文/本報記者 孔令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