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救亡，百折不悔

　　與陳志皋結婚后，黃慕蘭開始擁有更多的社會身份。她通過爭取上海通易信托公司（以下簡稱“通易公司”）的調停復業，成功打入上海金融圈。

　　其時，通易公司的復業，在上海金融界是一條破天荒的新聞，因為此前還沒有哪一家金融公司能在破產后又復業的。但對黃慕蘭而言，此舉卻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通易公司的復業，為共產黨開辟了一個做上層統戰工作的公開聯絡陣地。1937年11月，中國軍隊全線撤離上海，上海成為了“孤島”，1938年1月，黨中央派劉少文以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秘書長的身份來滬，向黃慕蘭轉達了不同意其到延安去的請求，“要我充分利用陳志皋夫人、通易信托公司常務董事兼副總經理的合法身份和已開辟的上層統戰關系的有利陣地，繼續在上海堅持工作。”

　　1938年，阿英（錢杏邨）組織“風雨書屋”，負責出版八路軍駐滬辦事處領導的抗日救亡刊物《文獻》，還刊印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是國統區中的重要輿論武器。“風雨書屋”就隱藏在通易公司的二樓，除了存放文件文稿外，還為文化界人士約談提供了方便。

　　通易公司的資金也為支前工作的開展提供了保證，例如，1937到1939年間，與社會知名人士共同支持《每日譯報》，為《魯迅全集》出版提供無限透支的資助等。

　　在上海參與抗戰救亡的這幾年，黃慕蘭參加了“中國婦女慰勞自衛抗敵將士會上海分會”的工作；淞滬會戰爆發后，上前線慰問，開辦救護訓練班，培訓救護人員；1939年1月，組織運輸支援抗日的物資等。

　　但通易公司的工作，仍讓黃慕蘭背上了資本家或資本家太太的名號，這使得她后來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遇到了許許多多的麻煩。然而，當時的黃慕蘭心中所想的，無非是希望通過擴大自己在上海金融界的影響，為后來運用金融界的這個陣地，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創造有利的條件。

　　1942年，黃慕蘭前往重慶面謁周恩來和鄧穎超，黃慕蘭再次表達了自己想前往延安參加戰斗，周恩來說：“你幾次要求到延安去，我們都未同意，難道只有調到延安去，才是革命工作嗎？在白區工作，只有比在延安更艱苦和危險。”

　　這次會面，黃慕蘭還帶上了自己和陳志皋的兩個女兒，周恩來慈祥地讓孩子們稱他為舅舅，摸了摸孩子的頭說：“嗨！一雙又大又黑的眼睛，長大以后一定很聰明。慕蘭，你的種子是優質的，你生的孩子一定個個都是很聰明的。”

　　從重慶回來后，黃慕蘭與陳志皋繼續在白區工作，然而1942年底，異變陡生，兩人一同被國民黨軍統特務秘密逮捕，囚禁在國民黨監獄。

　　在獄中，黃慕蘭自己書寫抗辯書，她也不去指斥軍統特務如何反共的倒行逆施，只是說明如今處在團結抗日的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自己的立場是不分黨派間的歧見，堅決支持并參與抗日救亡工作，因此，決不反共。

　　黃慕蘭在抗辯書中寫：“我如反共，他年遺孤長城，將何顏相見？如以聯共有罪，請處極刑，俾獲從先夫于地下，雖死猶生。故三軍可奪其帥也，而匹夫不可奪其志也……”

　　她與陳志皋一早串好口供，在特務面前堅不吐實，直至1945年保釋出獄。出獄后不久，日本就宣告向包括中國在內的盟國方面無條件投降了。

　　日本投降后，劉少文向黃慕蘭和陳志皋轉達中央的指示，盡快返回上海恢復通易公司的業務，重點聯系金融界和文化界，繼續作為國統區從事上層統戰工作的對外聯絡點。

　　回到上海后的兩人，立即重新開展工作，通易公司在這一階段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包括支持宋慶齡、何香凝、茅盾、郭沫若四人發起的為上海文化界募集醫療基金的義演義賣會，支持國統區人民的愛國民主運動，以及繼續利用通易公司的保管庫，義務地為魯迅、茅盾、阿英等保管著大量珍貴文獻等工作。

　　如火如荼的工作開展中，1948年中秋之夜，兩人的好友從南京突然打來電話說：南京國民政府的財政部和經濟部以莫須有的罪名，已決定吊銷通易公司的營業執照。

　　飛來橫禍，通易公司損失慘重，終至破產。陳志皋逢此巨變，心情懊喪。建國后，黃慕蘭的黨員身份遲遲未得到恢復，兩人的生活陷入更艱難的境地。

　　1950年，陳志皋終于向黃慕蘭坦白，自己已決意離滬赴港，通過海外創業的機會，支持國民經濟的恢復工作。陳志皋勸說黃慕蘭同行，他擔心黃慕蘭將面臨冤假錯案，受到審查，但黃慕蘭堅持留在大陸，兩人的二女一子，也都隨黃慕蘭留下。

　　離別前的陳志皋，承諾“決不離婚”，但這一別，也成了永遠。1988年，陳志皋在臺北病逝，38年的時間里，兩人再未見過一面。

　　1980年，黃慕蘭與夏衍在上海合影。

　　2010年，104歲的黃慕蘭在寫作。

生性好強：“這是我一生的長處”

　　陳賡曾對黃慕蘭的二兒子說：“慕蘭的一生是中國革命曲折發展的反映。”

　　19歲就投身轟轟烈烈的中國革命的黃慕蘭，從北伐大革命、南昌起義、上海早期工人運動，再到抗日戰爭、太平洋戰爭、國共內戰，她一直是重要的參與者、組織者。

　　她數易其名，幼年學名黃彰定，字淑儀，1926年參加革命時改名黃慕蘭，所以地下黨的老同志都叫她慕蘭。但在委托陳志皋父子營救被捕同志時，用的是黃淑儀的名字。1932年，又為自己改名黃定慧，此后一直用這個名字。

　　“定慧”一名與黃慕蘭之父也有關系，彌留之際仍十分掛念女兒的黃穎初曾說，最好她能皈依佛門，托佛的保佑使她福慧雙修。巧合的是，黃慕蘭曾在定慧寺與陳志皋、李南香一同喝茶時提及這份家書，他們便對黃慕蘭建議，不如就改名“定慧”。為了紀念父親，也為了改取一個佛教色彩濃厚的名字來掩護營救活動，她從此改名黃定慧。

　　因此，除了黃慕蘭與陳志皋的家人知曉她本名黃彰定字淑儀以外，1932年后認識的人都只知她叫黃定慧，而大革命時期直到30年代初的地下黨老同志都只叫她黃慕蘭。

　　在地下工作時期，數度改名實在是權宜之計。1993年，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公開點明了，黨的地下工作者黃慕蘭就是黃定慧。

　　這樣一位經歷共產黨成長的老黨員，卻沒有在新中國成立后立刻享受革命的果實，1955年始，她因錯案二進秦城監獄，歷經17年的監禁生活，直至1980年，在鄧穎超的幫助下，才順利平反。

　　1980年5月8日，已過古稀之年的黃慕蘭被任命為上海市政府參事，1982年到1992年間，她還擔任了兩屆的市政協委員。直至1993年夏移居杭州前，凡是市政府或參事室安排的各項活動，“我都積極參加，也經常在電視上‘亮相’，老朋友戲稱我成了‘電視明星’了。”

　　1993年后，定居杭州的黃慕蘭才下定決心動手寫自傳，每天口述一盒錄音帶，再請人對錄音帶進行整理，耗時漫長。黃慕蘭的外孫女陳弘欣寫道：“家族里，我們這一輩中，我是第一個看著她開始寫自傳的孩子，看著她一遍又一遍，一篇又一篇地從湖北的大冶，寫到北京、上海，直到杭州。”

　　陳弘欣還提到：“中國解放以后，她的大多數時間都是在用筆回顧自己的歷史，先是為審查，后是為申訴，直到現在，才真正有了實在的意義：是為了記錄，記錄一個中共早期革命者一個世紀以來走過的足跡；記錄一個女人，在男權的世界中的掙扎、奮斗、成功和挫折。”

　　陳弘欣感嘆，在秦城監獄前后兩次一共十七年的監禁生活，絲毫沒有動搖外婆追隨中國共產黨革命的信心，也絲毫沒有改變外婆對共產主義理想的追求。

　　但黃慕蘭本人卻始終樂觀達然，當年與陳志皋的結合，引來眾說紛紜，有人污蔑說這是“共產黨的美人計”，有人說她是貪圖生活享受“去做闊太太”了，她自己說：“但我至今，仍是心懷坦蕩、無怨無悔。”

　　在自傳中，黃慕蘭曾這樣總結自己的一生：“好在我生性好強，對中央的信賴從未動搖，一貫迎著困難上，從不消極頹喪，處逆境而能堅持革命樂觀主義的人生觀，所以這點個人情感生活方面的波折是壓不垮我的。這是我一生的長處，也是我得以健康長壽的唯一保健妙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