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婚奇緣，別夫別子

　　黃慕蘭一生有四段婚姻，第一段包辦婚姻促使她離家獻身革命，而她與后面三位丈夫，均是革命伴侶。她的外孫女陳弘欣說：“自從外婆獻身革命后，她的個人生活也從此成為革命的一部分。”

　　在漢口參加革命期間，杜韞章介紹她認識了時任漢口特別市黨部的宣傳部長宛希儼。在北伐軍還沒有到達武漢之前，宛希儼跟時任中共駐武漢國民黨中央的代表董必武一起工作。那時，董必武是民國日報社社長，宛希儼是總編輯，黃慕蘭是副刊編輯；宛希儼任市黨部宣傳部長期間，黃慕蘭又擔任了婦女部長。

　　朝夕相處，兩人從了解到相愛。在1927年三八婦女節那天，宛希儼與黃慕蘭在武漢結了婚。結婚當天沒有任何儀式，是由董必武在一次會議上公開宣布，同時，在《漢口民國日報》上登了一則啟事：“宛希儼、黃慕蘭啟事：我倆因為志同道合，結為革命伴侶，特此敬告諸親友。”

　　對黃慕蘭而言，這樣簡單的啟事，就是公開否定了過去的包辦婚姻。

　　與宛希儼婚后，黃慕蘭仍積極參與婦女運動，直到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反革命政變。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公開宣布正式同共產黨決裂，而在前一天晚上，宛希儼與黃慕蘭已在黨組織的指示下，乘最后一班輪船離開武漢前往江西。

　　趕赴南昌的兩人，就此開始了地下工作，黃慕蘭任中共江西省委秘書兼機要交通員。從婦女部長到省委秘書，從轟轟烈烈的公開的群眾運動到充滿白色恐怖的地下工作，黃慕蘭說：“我的生活發生了歷史性的、飛躍性的改變。”

　　1928年1月，剛剛生下孩子三天的黃慕蘭得知，宛希儼接到中央的調令，立即到贛西南地區領導農民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在南昌醫院惜別之際，宛希儼低聲囑咐道：“如果到那邊工作開展順利，到時候就會派人來接你和孩子一起去團聚；如果萬一有不測，就通過你的父母再轉告我的父母，把孩子接回黃梅老家去撫養，長大了好繼續革命。我們是革命的伴侶，黨叫做啥就做啥，千萬保重。”

　　這一別，就再也沒能重聚。

　　1928年5月，宛希儼率農民武裝攻打萬安縣城時，不幸犧牲，又過了3個月，消息才傳到黃慕蘭耳中。“這是我生平遭受到的最嚴重的打擊，在我的心底留下了永遠難以平復的創傷。”

　　1928年12月，黃慕蘭接到中央的調令，離開南昌去上海工作，臨行前，她遵宛希儼遺囑，請母親將自己剛斷奶的兒子送回宛希儼的老家。

　　到上海后，黃慕蘭被任命為中共中央政治局書記處秘書兼機要交通員，當時，黨中央的實際負責人是周恩來。在中央機關工作時，她還碰到了此前在武漢認識的賀昌。

　　那時的黃慕蘭，因產后多病，加上宛希儼犧牲后過于哀傷，愈發憔悴。賀昌見了她幾次后，時常鼓勵她擺脫消沉情緒，振作起來。

　　在這樣的交往下，有一天，賀昌直率地問：“慕蘭同志，你看，我是否有可能和希儼同志一樣，和你結為革命伴侶呢？”黃慕蘭的回應是：“這事容我向組織上匯報請示后再來決定如何？”

　　于是，黃慕蘭將此事向周恩來匯報了，周恩來說：“很好，賀昌同志是值得你愛的，我同意你們結合。”就這樣，經過組織的批準，兩人走到了一起。

　　賀昌長身玉立，才華橫溢，年僅21歲時便當選為中央委員，兩人結婚得到了很多領導同志的祝福。

　　婚后，黃慕蘭投身工人運動一線，1929年6月，化名劉阿秀的她在罷工運動中被捕，囚于龍華監獄一百天。在獄中，她配合中共第五屆、第六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彭湃，進行聯絡、組織斗爭。而在那個時候，她已懷有身孕。

　　出獄后，黃慕蘭隨賀昌一起調往香港，那時，南方局的書記是賀昌，軍委負責人是聶榮臻，黃慕蘭仍然擔任秘書兼機要交通員。在南方局工作了一段時間后，黃慕蘭在醫院生下了她的第二個兒子賀平，而此時，賀昌已收到調任北方局的命令。

　　孩子生下來時很瘦小，賀昌考慮再三，決定把賀平給接任南方局書記的盧彪認養做兒子，得知此事的黃慕蘭心中難忍不舍：“自己生了第一個兒子，被送回宛希儼的老家去撫養了；如今剛生下第二個孩子，卻又給了人家。”

　　隨賀昌同赴天津北方局的1930年，黨內因“左”傾錯誤的影響，武裝暴動失敗，北方局多位領導如彭真、薄一波、陳復等先后被捕。賀昌因此被撤去北方局書記的職務，在反省階段，賀昌決心去江西蘇區與毛澤東一起打游擊，而這些情況，直到中央批準他的請求，黃慕蘭才知曉。

　　與宛希儼的生離死別猶在眼前，黃慕蘭堅決不同意賀昌獨自去蘇區，她對賀昌說：“想當初，宛希儼去贛西南工作時，我因剛生下杰兒，沒能跟著他去，結果他一去就再也沒能回來。當然我不是說你賀昌此去也會犧牲，我只是想不論在什么樣的環境里，都要跟你在一起。”

　　但當時，黃慕蘭已被任命互濟總會營救部長，多位同志被捕的危急情況提醒著她，兒女情長在此刻顧不得。于是，她只能答應讓賀昌一人先去蘇區。

　　送走賀昌后，黃慕蘭正式開始了營救工作，而黨組織為營救工作物色的第一個律師，名叫陳志皋。黃慕蘭與陳志皋的結識由此開始，直到1950年陳志皋離開大陸前，黃慕蘭都與他有密切的關系，不論是工作，還是生活。

　　1933年，陳志皋正式向黃慕蘭求婚，其時黃慕蘭心里仍放不下賀昌，但黨組織從營救工作考慮，認為黃慕蘭應當同意這樁婚事。1935年5月，黃慕蘭與陳志皋在上海中華學藝社舉行了盛大的婚禮。

　　證婚人之一的沈鈞儒先生謄寫了黃慕蘭填寫的詞作為結婚禮物：“挑燈夜寫懷人句，靈犀一點飛還住。珍重萬千聲，珠闌印淚痕，海天遙望碧腸斷。今宵月離緒，壓眉低，莫將歸路迷。”

　　書寫這闕詞的黃慕蘭，那時還不知，賀昌已在長征中犧牲。

地下奇兵，保護周恩來

　　擔任互濟總會的營救部長，對黃慕蘭來說，不是偶然。

　　做地下工作，最要緊的是記憶力非常好，而這對記憶力極佳的黃慕蘭來說不是問題。同時，還必須十分機警，黃慕蘭在長期的機要交通員工作中，累積了大量經驗，比如學會用米湯水抄寫秘密文件、利用自己所創的速記符號來記事等。

　　除此之外，黃慕蘭出色的交際能力也便于營救工作的順利進行。陳德峰夫人戚元德曾對她說：“賀昌保舉你做營救部長，也是反復考慮到你很適合做這個工作，因為你有很多的社會關系可以利用、作掩護，可以設法營救被捕的同志……實在不行的話，自然還可以利用你娘家的社會關系作掩護，暫時撤退，長期隱蔽。”

　　1931年，黨交給黃慕蘭的第一個任務，就是營救團中央書記關向應，而組織物色的替關向應辯護的律師，就是陳志皋。

　　陳志皋出生于享有盛名的世家門第，父親是上海有名的開明法官，開釋過孫中山先生同盟會的老會員，還救過上海黑幫頭腦之一黃金榮。陳志皋本人先后在上海震旦大學、上海法學院求學，畢業后掛牌做律師，非常“吃得開”。

　　同時，陳志皋還是進步團體“世界與中國社”的成員，并為工人充當義務辯護律師。

　　正是由于陳志皋的家庭背景、身份、以及他本人的思想傾向，非常適合開展營救工作的需要，組織上便安排黃慕蘭以脫黨的書香世家小姐身份，結識陳志皋，請他擔任關向應的辯護律師。

　　黃慕蘭見到陳志皋后，告訴他自己是個脫離了共產黨組織的人，丈夫是已經犧牲了的著名共產黨人宛希儼，父親是湖南知名人士黃穎初。黃慕蘭稱要營救的人是死去丈夫宛希儼的好朋友，同時是自己的姑表兄，來上海做小生意，卻不知為何被當做共產黨而被捕了。

　　她對陳志皋說：“早就聽說陳老太爺、陳大律師都是很開明進步、富有正義感和同情心的人，請千萬費心幫忙，開釋這個被冤枉了的無辜之人。”陳志皋聽罷，就接受了這個案子，并約定時間讓黃慕蘭拜訪他的父親，爭取獲得陳老太爺的支持。

　　陳老太爺聽說黃慕蘭的父親當年曾和譚嗣同一起整理過《仁學》，本就敬佩譚嗣同的他還未見面就對黃慕蘭產生了好感，初次拜見后，老太爺曾說：“這位黃小姐書卷氣很重，很秀氣，談吐舉止很高雅，確實像個書香門庭出身的小姐。”

　　得到陳老太爺的肯定后，陳志皋就借著父親的名義和關系開始去做疏通法官的工作。陳老太爺甚至主動出面約審理關向應一案的法官趙韻逸一起吃飯，吃飯時，陳老太爺稱黃慕蘭是自己的干女兒，希望趙韻逸看在他的面子上，放了關向應。

　　解救關向應眼看就要成功，正在這時，又出了一件大事。

　　1931年6月的一天，陳志皋與黃慕蘭喝咖啡時，碰見陳志皋在巡捕房當翻譯的同學曹炳生。聊天時曹炳生說：“南京國民政府派人來抓了一個共產黨的頭頭，湖北人，六十歲左右，鑲一口金牙齒，酒槽鼻子，只有九個手指頭，是懸賞了十萬塊錢才抓獲的……這個家伙真不中用，一坐上電椅，就吃不消，招供了。”

　　言者無意，聽者有心。將這個消息聽在耳里的黃慕蘭緊張地琢磨，酒槽鼻子，九個手指頭，忽然腦中閃過一個人——中央政治局主席（黨內習慣上仍稱“總書記”）向忠發。

　　發現這件事的黃慕蘭借故頭痛脫身，回家后立刻將消息傳給了潘漢年，周恩來迅速組織中央的李富春、蔡暢等人轉移。當天晚上，向忠發帶著巡捕房的人，闖進了周恩來轉移前的住所。

　　第二天，周恩來召見黃慕蘭，一見面就緊緊地握著她的手說：“慕蘭，慕蘭，你真不錯呀！”他還夸贊：“你跟潘漢年兩人互相配合，行動得很好，一上馬就為黨立了這一大奇功！”

　　在很長時期內，向忠發叛變一事未被中央公開過，直到1993年，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談及此事時，才點明了黃慕蘭的姓名和作用。

　　向忠發一事后不久，陳老太爺和陳志皋就將關向應保釋出來了。黃慕蘭回憶說：“1931年，及時發現并報告向忠發叛變保護了中央首長的安全和營救關向應出獄這兩件事，是我自己和黨的歷史中都非常重要和值得回憶的。”

　　之后，黃慕蘭繼續參與營救工作，包括營救任弼時夫人陳琮英、陳賡、廖承志等人，另外，1932年3月初，委托巴和律師在《申報》公開刊登“周少山啟事”，替周恩來辟謠“伍豪脫黨事件”，粉碎了敵人污蔑黨中央領導人的陰謀。黃慕蘭的這些工作，都離不開陳志皋的支持。

　　1933年，陳志皋正式向黃慕蘭求愛，而那時黃慕蘭還念念不忘等著中央派人來接她去蘇區與賀昌團聚，便以家世高攀不上為由婉拒。

　　黃慕蘭將此事向黨組織匯報，劉伯垂和趙畹華反復思考商量后，極力玉成這樁特殊的婚姻：“你的工作崗位在上海，陳志皋是中央給你指定的主要工作對象，如果現在為了個人婚姻，擅自放棄，離開這個極其重要的崗位，是無法向黨組織交代的。你和陳志皋結合組成家庭后，將更加有利于掩護自己的身份，極有可能會打開一個新的局面，這絕對是合乎工作需要的。”

　　于是，一段特殊婚姻與特殊工作的聯結就此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