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在發(fā)生深刻而又迅速的變化。金融危機過去已經八年，世界陷入了更深的不確定性與動蕩之中：全球經濟增長失速，復蘇脆弱乏力，可能陷入長期停滯。這些意味著增長方式需要轉換，但找不到新的動力；全球化無法彌平貧富鴻溝，反而加大收入分配失衡。

　　從國際層面看，雖然發(fā)展中國家中的部分群體實現了跨越式發(fā)展，在全球經濟格局中占比加重，但南北差距，發(fā)達國家與欠發(fā)達國家以及最不發(fā)達國家的差距仍然在擴大，“失敗國家”愈加失敗。從國內角度看，不少發(fā)達經濟體國民實際收入不增反降，中產階層規(guī)模不斷壓縮，生活水平降低，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引發(fā)了這些國家選民的民粹主義情緒，產生了政治極化、反移民、反全球化等帶有變革性質的政治動向。

　　國內政局變化和動蕩又影響到各國的對外政策：國際經濟領域保護主義勢力抬頭，威脅到國際貿易和投資的恢復性增長。金融危機發(fā)生后，作為全球化標志性組件的全球貿易走向萎縮，增長率從GDP增速的兩倍以上降到如今已連續(xù)第五年低于GDP增速。國際政治領域民族主義、孤立主義傾向在許多國家和地區(qū)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現。民族主義情緒導致地緣政治緊張加劇，大國關系對抗性增強。孤立主義情緒則導致主導性大國對干涉中東等邊緣地區(qū)戰(zhàn)亂的積極性下降，失敗地區(qū)的形勢面臨崩盤。

　　種種亂象，從根本上講，大致有兩種敘事可以解釋。

　　一種敘事即世界秩序面臨崩塌論。根據這種觀點，冷戰(zhàn)結束后，全球只剩下一個超級大國，從而實現了霸權統(tǒng)治下的穩(wěn)定。這種結構性的穩(wěn)定并沒能維持多久，因為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快速崛起，美日歐等傳統(tǒng)工業(yè)國力量相對下降，新興經濟體和發(fā)展中國家力量相對上升，力量格局的變化打破了原有的平衡，從而導致緊張和動蕩。

　　另一種敘事即全球治理的觀點。從全球治理的角度看，力量格局的變化是全球化以來長期持續(xù)的過程，它是一系列歷史條件發(fā)生作用的結果，無法逆轉，需要關注的是既有的國際治理結構、機制和手段存在著不公正、不合理、不完善之處，需要加以改進，以此推動全球性危機和挑戰(zhàn)的應對。

　　當今世界最重要的兩個大國，中國和美國，正分別持有這兩種全球敘事。它集中反映了兩國看待世界現實與發(fā)展趨勢的差異，而不同的看法導致了不同的應對思路和解決方案。

　　世界秩序崩塌論的潛在意思是，冷戰(zhàn)后的一超世界格局，即美國治下的和平，是一種比較理想的國際關系狀態(tài)，由一個霸權提供“全球穩(wěn)定”這一寶貴的公共產品，各國可以埋首于自身發(fā)展。破壞這一秩序的穩(wěn)定不但對美國不利，也對挑戰(zhàn)者不利。而中國的全球治理視角度則意味著，并來就沒有什么歷史的終結或者完美的秩序，穩(wěn)定的秩序當然對大家都有利，但是秩序不可能一成不變，當這個秩序無法提供足夠的彈性和空間來適應力量格局不可避免的變化，需要改變的是它自身。

　　世界秩序崩塌論可以導致多種解決方案，比如，可以提出修補這一秩序，使其更加符合現實的要求。但是現有秩序的主導國美國所采取的態(tài)度恰好相反。美國提出了“亞太再平衡”政策，這意味著美國將國際秩序動蕩的主要責任歸結為中國的崛起，而解決的辦法就是調動全球資源加大在亞太的力量部署，以力制力，以更大的投入平衡掉中國力量的增長。

　　這個方案的主要問題在于，它可能誤判了中國崛起的性質。中國是在既有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環(huán)境下，按照國際法基本原則允許的方式實現的快速發(fā)展，國際上廣泛稱其為“和平崛起”。中國是既有秩序的受益者，客觀上沒有挑戰(zhàn)或者顛覆秩序的動機，主觀上也不存在這種愿望。按照中國領導人一再強調，中國是國際秩序的參與者、維護者、建設者和貢獻者，不是挑戰(zhàn)者。中國發(fā)展太快不是原罪，如果現有國際秩序不能很好地接納中國的快速發(fā)展，則問題在于這個秩序本身。將世界的問題歸因于中國發(fā)展顯失公正，必然引起中國的對抗性反應。美國的應對方式可能將中國逼迫成挑戰(zhàn)者，從而導致“挑戰(zhàn)的自我實現”，把世界拖回地緣政治高度緊張的狀態(tài)。

　　世界秩序面臨崩塌的看法源自美國，反映了美國深刻的危機意識。作為守成大國，美國時時刻刻不忘觀察何時何處會形成對自己的挑戰(zhàn)。對美國人來講，世界秩序崩塌論可以提醒自己未雨綢繆，有積極作用。但對世界來講，它顯得比較悲觀而不合時宜。力量平衡的改變是世界發(fā)展常態(tài)。

　　美國成為世界秩序的主導國家以來，一直在面對各種新崛起力量的挑戰(zhàn)。從德國、日本到蘇聯，以及后來的歐盟，再到現在的中國、俄羅斯、印度等一系列新興市場國家，都對既定秩序發(fā)出過修正的要求。上個世紀日本迅速崛起，也在美國引發(fā)了巨大的震撼與焦慮，美國人也發(fā)出過日本是不是要買下整個曼哈頓的驚嘆！危機意識可以惕勵自省，但過度焦慮從而引致判斷上、決策上的重大失誤，則會犯下歷史性錯誤。

　　全球治理的概念不是中國首先提出來的，但是現已成為中國如何看待當今變革趨勢的高度概括。中國響應全球治理起源于不接受世界秩序正面臨崩塌的看法。中國有句古話，天塌不下來。中國不認為改進或者完善現有的國際秩序就意味著秩序在走向崩塌。中國更愿意推動全球治理，這一主張顯示出中國對世界發(fā)展前景的看法遠較美國積極樂觀。如果承認力量平衡和格局變化不可避免，則就應對由此帶來的挑戰(zhàn)。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的全球治理視角比美國的世界秩序崩塌觀遠為優(yōu)越，它會導致完全不同的解決方案，產生完全不同的結果。

　　中國提出的全球治理觀緊緊抓住發(fā)展這個關鍵詞，找準了當今世界最關鍵、最緊迫的問題。1929年開始的金融危機以及后來的大蕭條，是二戰(zhàn)爆發(fā)的總根源。同樣的，2008年爆發(fā)的國際金融危機已經過去8年，雖然暫時沒有醞釀成二次世界大戰(zhàn)那樣的毀滅性沖突，但也嚴重沖擊了國內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這是當前各種矛盾紛紛激化的關鍵觸發(fā)點。它逆轉了1970年代以來普惠世界的全球化趨勢，使全球多數人受損。特別是各國的中產階層，他們是國內社會穩(wěn)定的中堅力量，受到的打擊最重。外交是內政的延伸，國內政治動蕩必然導致國際政治關系的緊張。

　　因此。當務之急是要為全球化找到新動能，同時改革全球化的模式。一方面要繼續(xù)促進全球化，即促進全球貿易和投資的增長，提升各國經濟交流水平，繼續(xù)做大蛋糕。另一方面也要通過國內的結構性改革推動全球增長和收入分配改革，著重施惠于各國中產階層，縮小貧富差距，增大放大全球化紅利，從而消減國際國內各種緊張的基礎。這次杭州G20會議重要歷史意義即在于此。

　　原標題：廖崢嶸：世界秩序VS全球治理——我們需要什么樣的全球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