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在晉江東石鎮(zhèn)塔頭劉村，建在斑駁宗祠里的村革命斗爭陳列館項目已進入掃尾階段。80多年前，這里是懵懂孩童求學的中山學校，也是地下黨人活動的秘密交通站。

　　《晉江市志》卷四十一人物傳《劉基固》篇有載：“民國38年（1949）5月2日（農歷四月初五），保安隊頭目朱文良帶領保安隊和警察400多人，兵分兩路，直撲塔頭村，妄圖一舉鏟平號稱‘晉江小延安’的塔頭革命據(jù)點。”塔頭“萬人反清鄉(xiāng)”斗爭由此打響。

　　彼時的塔頭，就是如今的塔頭劉村，是晉江市第一批革命老區(qū)村。

回望：

“晉江小延安”革命據(jù)點建立

　　在研究黨史30多年、參與編撰《晉江市志》的原中共晉江市委黨史研究室原主任陳文敬看來，塔頭革命據(jù)點之所以被稱為“晉江小延安”，是因為不僅有中共黨員朱漢膺、何邦基、曾爐、李剛等前來播下革命火種，還有閩中、泉州地區(qū)革命斗爭的重要領導人如黃國璋、許運伙、何必然、蘇棠影等先后來此開展革命活動，并培育了一批信仰堅定的共產主義革命戰(zhàn)士。

　　時間撥回到1936年。地下黨人朱漢膺、何邦基先后轉移到晉江塔頭，在塔頭及周邊一帶繼續(xù)傳播革命火種，并與晉（江）南（安）縣委接上關系。

　　塔頭是晉江沿海一個貧窮漁村，在年復一年的“征兵、征糧、征稅”壓迫下，村民難以度日，對國民黨反動統(tǒng)治深惡痛絕，對革命活動十分擁護。在村民的支持下，朱漢膺以塔頭中山學校校長的身份為掩護，繼續(xù)開展革命活動。

　　1935年，中共南安金淘區(qū)委委員李剛從南安轉移到晉江，開辟新的地區(qū)。由于中共晉南黨組織遭受破壞，李剛難以開展工作。1936年，他來到塔頭，在朱漢膺的幫助下，與晉南縣委接上關系，并被推選為晉南縣委委員。同時，李剛與惠安和晉江沿海一些失散的黨組織和群眾也接上了關系。

　　據(jù)《李剛傳略》記載，李剛來到中山學校后，于1937年1月在塔頭親自主持建立了黨支部（也有史料稱此為塔頭臨時黨支部）。

　　后來，李剛繼續(xù)在晉、南、惠、泉一帶工作，先后任中共閩中工委委員、中共泉州中心縣委書記、中共閩南特委書記等職。泉州地區(qū)黨組織從瀕于被摧毀的處境中得到逐漸恢復和發(fā)展。

　　不只李剛通過塔頭這一交通聯(lián)絡站找到了黨組織，不少閩中、泉州、晉江地區(qū)的革命領導人也在這里與上級取得了聯(lián)系。

　　1937年4月，閩中工委派委員黃國璋到香港向中共中央南方臨時工作委員會匯報工作。黃國璋來到塔頭，通過朱漢膺聯(lián)系上李剛。在晉南縣委和廈門中心市委幫助下，黃國璋順利完成任務，并帶回“聯(lián)蔣抗日”的指示。

　　在菲律賓加入共產黨的許運伙，回國后在家鄉(xiāng)晉江呂宅和上海都找不到黨組織。1937年“七七事變”后，許運伙來到塔頭，通過朱漢膺介紹，認識了李剛。同年秋，經李剛介紹，許運伙加入中國共產黨，積極參與革命斗爭。1938年8月，泉州中心縣委成立，李剛任書記，許運伙是委員之一。

　　中共惠安特支書記曾爐也常以教師身份來到塔頭，在學校住宿。群眾基礎好、革命活動活躍的塔頭村，成為晉（江）南（安）地區(qū)重要的秘密交通聯(lián)絡站和紅色革命基點村。

傳播：

點燃沿海一帶革命星火

　　今年92歲的老黨員、離休干部劉佩香回憶，在黨的領導下，塔頭黨支部創(chuàng)辦了夜校和婦女識字班，向學生、青年和群眾進行革命教育。劉佩香也是在塔頭中山學校就讀時，接受了進步思想的熏陶，最終走上了革命道路。

　　中共晉江市委黨史研究室編的《沿海風云》有載，以塔頭為據(jù)點，李剛、施贛生、朱漢膺、許運伙等人還對塔頭及周邊學校的學生和青年進行抗日救國和革命理想的宣傳教育。李剛在塔頭親自編寫了“抗日基本認識”15題，印成小冊子，宣傳中共抗日十大綱領等；何邦基講外國小說《羅賓漢》中反抗壓迫的故事；許運伙講八路軍、新四軍英勇抗敵的故事，講共產黨人為人民謀福利的道理。他們啟發(fā)了青年、學生的愛國熱忱和向往革命的進步思想。

　　經過教育和考察，塔頭黨支部先后發(fā)展培養(yǎng)了劉偶才、劉乾隆、劉廷都、劉基固等一批青年骨干黨員，并派黨員到周邊村莊開展革命活動、發(fā)展黨員，初步形成一個較嚴密的組織網(wǎng)絡。《晉江黨史資料》收錄的《塔頭劉村的革命斗爭》一文記載，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至1949年9月，塔頭支部在石菌、伍堡、柯坑、潘徑、前埔等9個自然村直接發(fā)展14位黨員，其中在石菌建立黨支部并幫助伍堡、潘徑建立黨小組，在11個村莊中發(fā)展17位游擊隊員。

　　作為晉江沿海革命活動中心，不少重要會議、黨員干部學習和培訓也在塔頭開展。綜合史料記載，1947年11月，泉州中心縣委在黃國璋直接領導下，在晉江英林埔頂寮洪肇服家（后更正為洪祖正家）和塔頭劉益順家召開泉州黨組織的干部會議，總結工作經驗，研究執(zhí)行“八·二八”指示，確定接下來的斗爭任務。

　　本次會議采取集中和分散結合的方式，從當年11月開到次年1月，重新審查了干部、劃分了區(qū)域等。這次會議也成為泉州地區(qū)革命斗爭從低潮走向高潮的重要轉折，對推進泉州地區(qū)革命斗爭的勝利起到重要作用。

抗爭：

“萬人反清鄉(xiāng)”共10人犧牲

　　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塔頭黨支部又動員黨員群眾先后掀起了反“三征”等武裝斗爭。其中，“萬人反清鄉(xiāng)”戰(zhàn)斗在泉州地區(qū)影響較大，是黨領導下的一次大規(guī)模群眾性武裝斗爭，充分顯示廣大人民群眾的力量。

　　這場斗爭發(fā)生在1949年。這年的5月1日（農歷四月初四），是塔頭村一年一度的“皇后媽生日”，村里要演戲“酬神”，家家戶戶也會宴請親友。塔頭黨支部借此機會開展反“三征”和武裝斗爭宣傳。外出工作的地下黨員紛紛回村，鄰近石菌、英林、柯坑、伍堡等地的一些地下黨同志也來了。

　　村里雖然熱鬧，但運伙區(qū)委委員劉基固、塔頭支部書記劉維長、武工隊長劉丕鴻等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塔頭黨支部分析，敵人很可能借此機會前來“清鄉(xiāng)”。

　　為了保護群眾安全，塔頭黨支部組織了50多人站崗放哨、夜間巡邏，并向前來參加宣傳的地下黨同志通報信息，研究應對策略。

　　不出所料，第二天黎明時分，晉江縣自衛(wèi)大隊第一中隊中隊長朱文良率隊從安海出發(fā)進犯塔頭，進行“清鄉(xiāng)”。塔頭支部獲知消息后，迅速集中黨員和群眾武裝撤至村外，占據(jù)有利地形，展開反“清鄉(xiāng)”斗爭。

　　敵軍進犯后，搶先占領了村北的印山制高點，利用山上原筑的炮臺、戰(zhàn)壕，架起3挺機槍向群眾密集處掃射。面對敵人的暴行，群眾義憤填膺，喊打聲震撼山野。各村黨員也分頭發(fā)動附近村莊群眾打起鑼、出“家私”，前來支援戰(zhàn)斗。同時，泉州中心縣委也下達了緊急指示，要求各區(qū)武裝全面出擊，支援塔頭反“清鄉(xiāng)”斗爭。

　　土槍、棍棒、卡賓槍、沖鋒槍……大家拿出各種各樣的武器、器械，把敵人圍困在山頭。一名老歸僑還送了一袋子彈到前沿陣地。參戰(zhàn)者、助威者漫山遍野，多達萬人之眾。

　　斗爭中，突擊隊員姚嘉排不幸中彈犧牲，他的頭顱還被敵人砍下，懸掛示眾。一時間，“為姚嘉排同志報仇”的呼聲震撼山野，激起大家更英勇的戰(zhàn)斗。后方群眾也自發(fā)組織支援，把茶水、糕點送到陣地，鼓勵作戰(zhàn)人員。

　　在武裝人員、群眾圍困下，敵人放棄了印山制高點，就近搶占了塔頭孫村孫天化的樓房繼續(xù)抵抗，并派人喬裝成泥瓦匠逃回安海求援。戰(zhàn)斗持續(xù)到晚上，從安海、東石趕來的敵人騙取了入村口令，一路槍殺村民、黨員，協(xié)助被圍敵人突圍逃跑。

　　這次斗爭中，7名黨員、群眾犧牲，8人被抓走（其中3人后來被殺害）。新中國成立后，先后犧牲的這10人都被追認為烈士。

　　塔頭劉村黨支部書記劉永進介紹，受革命思想滋養(yǎng)，抗日戰(zhàn)爭時期，塔頭村有22人加入中國共產黨；解放戰(zhàn)爭時期，塔頭有16人入黨。這不僅為抗日救亡、革命斗爭輸送了一名名英勇的共產主義戰(zhàn)士，也為新中國成立后的經濟社會發(fā)展培育了一批扎根基層、不畏艱難、帶領群眾干事創(chuàng)業(yè)的黨員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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