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講演的題目，是格非老師給我出的。我在這方面其實沒有特別專深的研究，只有拉拉雜雜的一些感想與同學們交流。我想分三點來談這個問題，講得不對，請同學們批評。

走出弱勢的漢語

　　來這里之前，我和很多作家在法國參加書展，看到很多中國文學在法國出版。我沒有詳細統計，但估計有一兩百種之多。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數量。我們很多中國作家在那里出書一本、兩本、三本、四本法文的書。這個翻譯量，完全可以與法國文學在中國的翻譯量相比。雖然在翻譯質量上，在讀者以及評論界對作品的接受程度上，中法雙向交流可能還不夠對等，但就翻譯量而言，中國不一定有赤字。這已經是一個驚人的現實。以前我多次去過法國，知道這種情況來之不易。以前在法國書店的角落里，可能有一個小小的亞洲書柜。在這個書柜里有個更小的角落，可能放置了一些中國書，里面可能有格非也可能有韓少功等等。很邊緣呵。但現在出現了變化。這次書展足以證明，中國文學已開始引起世界矚目。有些法國朋友告訴我，一般來說，這樣的專題書展一過，相關出版就會有個落潮。但他們估計，這次中國書展以后，中國文學可能還會持續升溫。

　　所謂中國文學，就是用中國文字寫成的文學。中國文學在法國以及在西方的影響，也是中國文字在世界范圍內重新確立重要地位的過程。漢語，在這里指的是漢文、華文或者中文，是中國最主要的文字。

　　大家如果沒有忘記的話，在不久以前，漢語是一個被很多人不看好的語種。在我們東邊，日本以前也是用漢語的，后來他們語言獨立了，與漢語分道揚鑣。在座的王中忱老師是日語專家，一定清楚這方面的情況。同學們讀日文，沒有學過的大概也可以讀懂一半，因為日文里大約一半是漢字。另一半呢，是假名，包括平假名和片假名，是一種拼音文字。平假名的歷史長一些，是對他們本土語的拼音和記錄。片假名則是對西語的拼音，里面可能有荷蘭語的成分，也有后來英語、法語的音譯。在有些中國人看來，日文就是一鍋雜生飯，一半是中文，一半是西文（眾笑）。當然，日本朋友曾告訴我：你不要以為日本的漢字就是你們中國的漢字，不對，有時候用字雖然一樣，但在意義方面和用法方面，有很多細微而重要的差異。我相信這種說法是真實的。但他們借用了很多漢字卻是一個事實。日語逐漸與漢語分家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我們再看韓文。韓國人在古代也是大量借用漢字，全面禁用漢字才一百多年的歷史，是甲午戰爭以后的事。在那以前，他們在十五世紀發明了韓文，叫“訓民正音”，但推廣得很慢，實際運用時也總是與漢語夾雜不清。我在北京參加過一個中韓雙方的學者對話，發現我能聽懂韓國朋友的一些話。比方韓國有一個很著名的出版社，叫“創作與批評”，發音差不多是chong zhuo ga pei peng（眾笑）。你看，你們也都聽懂了。還有“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等等，我不用翻譯也能聽個八九不離十。韓文也是拼音化的，是表音的，不過書寫形式還用方塊字，沒有拉丁化。對于我們中國人來說，日文是有一部分的字好認，但發音完全是外文；韓文相反，有一部分的音易懂，但書寫完全是外文。這就是說，它們或是在發音方面或是在書寫方面，與漢語還保持了或多或少的聯系。

　　我們環視中國的四周，像日本、韓國、越南這些民族國家，以前都大量借用漢字，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構成了漢語文化圈的一部分，正如他們在政治上構成了中央帝國朝貢體系的一部分。但后來隨著現代化運動的推進，隨著民族國家的獨立浪潮，他們都覺得漢語不方便，甚至很落后，紛紛走上了歐化或半歐化的道路。其中越南人經歷了法國殖民時期，吃了法國面包，喝了法國咖啡，革命最先鋒，一步實現了書寫的拉丁化。日語和韓語的歐化多少還有點拖泥帶水和左右為難。這是一種偶然的巧合嗎？當然不是。其實，不要說別人，我們中國人自己不久以前對漢語也是充滿懷疑的，甚至完全喪失了自信心。早在民國時期，國民黨政府就成立了文字改革委員會，提出了拉音化與拉丁化的改革方向。到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共產黨政府不管與國民黨政府在政治上、在意識形態上多么不同和對立，也同樣堅持這個文字改革的方向。只是沒有做成而已。你們也許都知道，改來改去的最大成果，只是公布和推廣了兩批簡體字。第三批簡體字公布以后受到的非議太多，很快就收回，算是胎死腹中。

　　漢語到底應不應該拼音化和拉丁化？漢語這種方塊字是不是落后和腐朽得非要廢除不可？這是一個問題。我們這里先不要下結論，還是先看一看具體的事實。

　　學英語的同學可能知道，英語的詞匯量相當大，把全世界各種英語的單詞加起來，大約五十萬。剛才徐葆耕老師說我英語好，只能使我大大的慚愧。五十萬單詞！誰還敢吹牛皮說自己的英語好？你們考TOEFL，考GRE，也就是兩、三萬單詞吧？《紐約時報》統計，最近每年都有一到兩萬英語新單詞出現，每年都可以編出一本新增詞典。你學得過來嗎？記得過來嗎？相比之下，漢語的用字非常儉省。聯合國用五種文字印制文件，中文本一定是其中最薄的。中國掃盲標準是認一千五百個字。一個中學生掌握兩千多字，讀四大古典文學名著不成問題。像我這樣的作家寫了十幾本書，也就是掌握三千多字。但一個人若是不記住三萬英語單詞，《時代》周刊就讀不順，更不要說去讀文學作品了。漢語的長處是可以以字組詞，創造一個新概念，一般不用創造新字。“激光”，臺灣譯成“鐳射”，就是舊字組新詞。“基因”，“基”本的“因”，也是舊字組新詞，對于英文gene來說，既是音譯又是意譯，譯得非常好，小學生也可猜個大意。英語當然也能以舊組新，high-tech ，high-way，就是這樣的。但是比較而言，漢語以舊字組新詞的能力非常強，為很多其它語種所不及，構成了一種獨特優勢。同學們想一想，如果漢語也鬧出個五十萬的用字量，你們上大學可能要比現在辛苦好幾倍。

　　第二點，說說輸入的速度。因特網剛出現的時候，有人說漢語的末日來臨，因為漢語的鍵盤輸入速度比不上英語。在更早的電報時代，否定漢語的一個重要理由，也是說西語字母比較適合電報機的編碼，而漢語這么多字，要先轉換成數字編碼，再轉換成機器的語言，實在是太麻煩，太消耗人力和時間。在當時，很多人認為：現代化就是機器化，一切不能機器化的東西都是落后的東西，都應該淘汰掉。我們先不說這一點有沒有道理。我們即便接受這個邏輯前提，也不需要急著給漢語判死刑。不久前，很多軟件公司，包括美國的微軟，做各種語言鍵盤輸入速度的測試，最后發現漢語輸入不但不比英語輸入慢，反而更快。據說現在還有更好的輸入軟件，就是你們清華大學發明的，什么智能碼，比五筆字型軟件還好，使漢語輸入效率根本不再是一個問題。

　　第三點，說說理解的方便。西語基本上都是表音文字，剛才說到的日語假名、韓語、越語等等也是向表音文字靠擾，但漢語至今是另走一路。這種表意文字的好處，是人們不一定一見就能開口，但一見就能明白。所謂“望文生義”，如果不作貶義的解釋，很多時候不是什么壞事。有日本朋友同我說，日語中“電腦”有兩個詞，一個是漢字“電腦”，發音大致是den no；另一個是片假名，是用英語computer的音譯。這個日本朋友說，他們現在越來越愿意用“電腦”，因為“電腦”一望便知，電的腦么，很聰明的機器么，還能是別的什么東西？至于computer，你只能“望文生音”，讀出來倒是方便，但一個沒有受到有關教育和訓練的人，如何知道這個聲音的意思？有一個長期生活在美國的教師還說過，有一次，他讓幾個教授和大學生用英語說出“長方體”，結果大家都懵了，沒人說得出來。在美國，你要一般老百姓說出“四環素”、“變阻器”、“碳酸鈣”、“高血壓”、“腎結石”、“七邊形”，更是強人所難。奇怪嗎？不奇怪。表音文字就是容易讀但不容易理解，不理解也就不容易記住，日子長了，一些專業用詞就出現生僻化和神秘化的趨向。西方人為什么最崇拜專家？為什么最容易出現專家主義？不光是因為專家有知識，而且很多詞語只有專家能說。你連開口說話都沒門，不崇拜行嗎？

　　第四點，說說語種的規模。漢語是一個大語種，即便在美國，第一英語，第二西班牙語，第三就是漢語了。我曾到過蒙古。我們的內蒙用老蒙文，豎著寫的。蒙古用新蒙文了，是用俄文字母拼寫。你看他們的思路同我們也一樣，西方好，我們都西化吧，至少也得傍上一個俄國。在他們的書店里，要找一本維特根斯坦的哲學，要找一本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難啦。蒙古總共兩百多萬人，首都烏蘭巴托就住了一百萬，是全國人口的一半。你們想一想，在一個只有兩百萬人的語種市場，出版者能干什么？他們的文學書架上最多的詩歌，因為牧人很熱情，很浪漫，喜歡唱歌。詩歌中最多的又是兒歌，因為兒歌是一個少有的做得上去的市場。他們的作家都很高產，一見面，說他出了五十多或者八十多本書，讓我嚇了一跳，慚愧萬分。但我后來一看，那些書大多是薄薄的，印幾首兒歌（眾笑）。但不這樣又能怎么樣？你要是出版《追憶似水年華》，一套就一大堆，賣個幾十本幾百本，出版者不虧死了？誰會做這種傻事？這里就有語種規模對文化生產和文化積累的嚴重制約。同學們生活生活在一個大語種里，對這一點不會有感覺，你們必須去一些小語種國家才會有比較。我還到過一個更小的國家，冰島，三十多萬人口。他們有很強的語言自尊，不但有冰島語，而且冰島語拒絕任何外來詞。bank是“銀行”，差不多是個國際通用符號了，但冰島人就是頂住不用，要造出一個冰島詞來取而代之。我們必須尊重他們對自己語言的熱愛。但想一想，在這樣一個小語種里，怎么寫作？怎么出版？絕大多數冰島作家都得接受國家補貼，不是他們不改革，不是他們貪戀大鍋飯，是實在沒有辦法。相比之下，我們身處漢語世界應該感到幸福和幸運。世界上大語種本來就不多，而漢語至少有十三億人使用。打算其中百分之一的人讀書，也是個天文數字。再打算其中百分之一的人讀好書，也是天文數字。這個出版條件不是每一個國家都有的。

　　綜上所述，從用字的儉省、輸入的速度、理解的方便、語種的規模這四個方面來看，漢語至少不是一無是處，或者我們還可以說，漢語是很有潛力甚至很有優勢的語言。我記得西方有一個語言學家說過，衡量一個語種的地位和能量有三個量的指標：首先是人口，即使用這種語言的人口數量。在這一點上，我們中國比較牛，至少有十多億。第二個指標是典籍，即使用這種語言所產生的典籍數量。在這一點上我們的漢語也還不錯。近百年來我們的翻譯界和出版界干了天大的好事，翻譯了國外的很多典籍，以至沒有多少重要的著作從我們的眼界里漏掉，非常有利于我們向外學習。這更不談漢語本身所擁有的典籍數量，一直受到其它民族羨慕。遠在漢代，中國的司馬遷、班固、董仲舒、楊雄他們，用的是文言文，但動筆就是幾十萬言，乃至數百萬言，以至我們作家今天用電腦都趕不上古人，慚愧呵。第三個指標：經濟實力，即這種語言使用者的物資財富數量。我們在這第三點還牛不起來。中國在兩百年前開始衰落，至今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正因為如此，漢語在很多方面還可能受到擠壓，有時候被人瞧不起。英美人購買力強，所以軟件都用英文寫。這就是錢在起作用。香港比較富，所以以前粵語很時髦，發了財的商人們都可能說幾句粵式普通話。后來香港有經濟危機了，需要大陸“表叔”送銀子來，開放旅游，開放購物，于是普通話又在香港開始吃香。這種時尚潮流的變化后面，也是錢在起作用。

　　以上這三個量的指標，在我來看有一定的道理。正是從這三個指標綜合來看，漢語正由弱到強，正在重新崛起的勢頭上。我們對漢語最喪失自信心的一天已經過去了，提倡拼音化和拉丁化的改革，作為一次盲目的文化自卑和自虐，應該打上句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