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財政成本分擔機制上，廣州市實行市區分擔，市財政對區財政進行獎補，“如果區里完成目標好，市財政的補貼就多。如果達不到50％的基準線，市財政一分錢不給，全部由區財政負擔。”

　　“天河區不缺錢，缺地。”汪明徽對《中國新聞周刊》坦言，今年天河區專門為積分入學作了2100萬元預算，按照可能報名的極大數來算，但實際只用了300多萬元，“公立學校不用新增投入，新增的投入只是用來購買民辦學位。”

　　購買民辦學位解決積分入學，這也是天河區的一個特點。“全部都用公辦學校來解決不現實，只能通過政府購買民辦學位的辦法。”汪明徽說，今年天河區累計向民辦中小學購買了539個學位，小學生每年補貼5000元學費，補貼6年，家長能節省3萬元開支，初中生則每年補貼6000元學費。

　　在汪明徽看來，目前資源緊張的矛盾還很突出，積分入學采取類似高考的排名方式，只能是現階段的一個無奈選擇，但未來會逐步擴大覆蓋面，“目前只能解決50％的外來人口入學需求，但廣州市的規劃是在2020年左右達到60％~70％的水平。”

　　比普通學位更緊張的，是名校學位。事實上，租購同權引發的最大想象在于，租房也能上名校，但多數受訪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即使有了操作細則，名校學位仍然會一位難求。

　　“廣州市按照國家要求，取消省級重點、市級重點學校的掛牌已經有很多年了，但在家長心目中，這個觀念還在。”汪明徽坦言，就像一些品牌的饑餓營銷效應，很多家長認為，某個學校過去是省一級重點學校，而且很難進，再加上學校管理規范一點，就肯定是好學校，“現在從來不公布期末考試數據，你怎么知道哪個學校好呢？”

　　不過，名校學位在家長心目中，仍然有非常強大的號召力，這一點充分體現在學區房的價格上。

　　“越秀區，以廣州市教學資源最強的越秀區東山口板塊為例，平均每個學位房會有26個左右的有效買家來競買。”廣州鏈家研究院院長周峰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里匯聚了署前路小學、培正小學、農林下路小學、培正中學、市七中等多所以前的省一級學校。東山口地鐵站上蓋的東山錦軒，樓齡有16年，二手住宅成交價是7.3萬元／平方米，買一套住房連稅費的總價至少要700萬元，可以入讀署前路小學。而附近龜崗板塊的啟明一馬路的樓梯房，是上世紀50年代的產物，樓齡超過60年，今年的成交價也在7.05萬元／平方米，總價達540萬以上。這還不是總價最高的板塊，在天河區的珠江新城板塊，能入讀名校的單元房，基本要1000萬~1100萬元／套。

　　在周峰看來，不少媒體將租購同權誤讀成“租客子女可以和持有房產者的子女獲得同等機會入讀省級小學”。實際上，這里所謂同權的“權”，應該是能獲得分配入讀小學的權利，但不是和擁有房產的本地戶籍客戶同等的優先權。

　　“你每年花幾萬房租，孩子就能和別人花幾百萬買學位房的上同一所學校，那別人會怎么想？”一位家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即使教育局同意，學位房家長也不會同意。

　　教育學者熊丙奇撰文認為，“在學區房熱高燒不退的現實中，租購同權只是幻影，或者說只是房屋租賃市場的一個炒作點。”

　　另一個很現實的原因在于，目前的學位安排已經建立起了一整套規則，即使租購同權，要改變的可能性也不大。

　　以廣州市的老城區越秀區為例，一所前省級小學每年提供的學位大概在200~250個之間，一般都是優先把指標給招生地段內的“有房有戶者”，在遇到招生名額大于當年適齡“地段生”數量時，入讀名額會出現空缺，才由其他“不完全房產戶”“隨祖輩”“隨非直系親屬”“租戶”“集體戶”“拆遷戶”等依次輪候補充。

　　廣州市民陸陽的兒子去年剛讀一年級，就讀越秀區華僑外國語學校，這是一所創辦于1955年的市級重點學校。為了確保孩子上學，陸陽從幾年前就開始物色學區房，最終選定了華僑外國語學校周邊的淘金華庭小區。

　　“當時的招生政策寫得很清楚，首先確保父母占有完全產權的子女，其次是隨祖輩入學的子女，而且要求父母名下不能在別的區有房產。”陸陽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至于積分入學就讀這個學校，聽說過有這個政策，但從來沒有見到過。

　　“名校的學位，一般排到第三順位，也就是隨祖輩入學，就已經占滿了，基本不可能排到租戶上。”周峰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即使有了租購同權，依然要順位往下排，“名校學位太少，只能優先滿足有房的，還是買房的客戶才能保證子女百分之百進去。”

　　周峰預測，此后將要出臺的細則，應該不會采用“一刀切”的辦法，而會實行“一區一策”，估計仍會先在郊區，特別是教育資源差距不太懸殊的板塊內試驗，待積累了足夠的成功經驗，才會逐步向市中心區過渡，“很難在越秀區實行，如果不能供應這么多學位，就很難做大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