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學初，大多數高校的大四學生都在備戰考研或者參加實習和校招。然而海南某高校中文系的很多大四學生卻不知道應該何去何從。

　　“必須全體參加頂崗實習，沒有教學實習和集體實習。”講臺上，學院領導在實習動員大會上的這句話立刻引起了全場騷動，同學中傳來噓聲，甚至有人站了起來。

　　在能容納300人的大教室里坐滿了2012級中文系的學生，宋文文（化名）覺得燈光亮得刺眼。“往屆學生都可以自主選擇教學實習、集體實習或者頂崗實習，今年卻強制我們統一參加頂崗實習，這不是剝奪了我們自主選擇的權利嗎？”宋文文頗為氣憤地說。

　　西北師范大學 高磊/繪圖

被剝奪的實習選擇權

　　2015年7月3日晚，海南某高校文學院召開了實習動員大會。會上，學院黨委書記表示，由于2012級中文專業師范生人數少，根據教育部、財政部制定的“中小學教師國家級培養計劃”和海南省教育廳制定的“雙五百”人才工程項目要求，2012級師范類學生必須全部參加頂崗實習。此言一出，立即引發了各方的議論。

　　根據以往歷屆學生的實習經歷來看，頂崗實習不同于其他實習方式，學生要完全履行實習崗位的所有職責。

　　“以前的教學實習是我們先備好課，再由經驗豐富的老師指導，然后到中學去上課。集體實習時，老師會點評我們的優點與不足，同學之間也會相互交流指正，這對我們的成長幫助很大。”2012級中文系的陳曼麗（化名）認為，直接參加獨立的頂崗實習對她而言挑戰太大了。

　　該系學生告訴記者，他們系有將近50%的學生準備參加研究生考試。很多計劃考研的同學表示，參與頂崗實習會占用他們大量備考的時間和精力，很有可能降低他們考研的成功率。

　　“頂崗實習時間長達10周，又是在研究生考試的前幾個月，這樣一來，考研就會因頂崗實習而被嚴重耽誤，起早貪黑，數月的努力可能就要因為實習付諸東流了。”宋文文的想法，也正是大多數中文系“考研族”的想法。

　　“這反映的是個人選擇和國家需求之間的矛盾，我們能夠理解。但是我們還是希望校方能夠參考同學們的意見，提出更為人性化的解決方案。”中文系的周翔興（化名）告訴記者，動員大會后，各個班級的代表收集了大部分同學的意見向院領導進行反饋。學院領導稱，會參考同學們的意見進行安排，但是迄今為止，校方還沒有給出明確的回復。

是誰剝奪了大學生的選擇權

　　近日，中國高校傳媒聯盟面向313名在校大學生開展了一項關于大學生畢業實習安排的調查。調查顯示，55%的高校會在畢業前統一安排畢業實習，其中23%的高校在畢業實習期間不允許學生以同類或他類實習代替校方安排的畢業實習。主要集中在師范類、醫學類院校。

　　“我很想去實習，卻沒有時間。”西南某大學電子科學與技術專業的韋樹黎（化名）在畢業實習這件事上更加焦慮。由于專業的特殊性，他必須在大四上學期完成每周16節的課程。

　　“一方面科技更新換代速度快，我們專業需要大量學習。另一方面，學院改革，在教學安排上，我們比往屆學生多了一些以前沒有的課程。”因此，韋樹黎一直沒有時間參加實習。

　　韋樹黎表示，由于西南地區屬于教學資源相對匱乏、師資力量薄弱的地區，再加上個人選擇、專業課程和社團工作等綜合原因，讓他在面臨就業競爭時壓力重重。在他看來，現在很多用人單位都很看重學生的實習經歷，也會把工作機會向長期能夠在本單位實習的同學傾斜，“能不能盡快上手”是很多用人單位選人的標準之一，但是大四上學期的課程安排和論文籌備任務，讓本想多去企業實習的他頭疼不已。

　　而今年7月畢業于西南某師范院校的林緯，在剛進大學的時候，就明白自己的專業需要完成“專業實習”和“教學實習”兩個部分才能順利畢業。然而在大學期間，他對傳媒行業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大學幾年的歷練，林緯不僅成長為校園媒體中的佼佼者，在大三的時候，更是爭取到了某中央級媒體的實習機會，這與學校安排的專業實習沖突了。和輔導員溝通后，林緯在專業實習期間選擇了自主實習，順利去了心儀的單位。

　　然而幾個月后的教學實習卻讓林緯犯了難，此時他正在媒體實習，不僅得到了極大的鍛煉，而且長期實習會有留在該媒體的可能，即使未能留下，這段實習經歷也將成為他日后求職的一塊敲門磚。“我們師范專業的實習都是以學分計算的，每個部分8個學分，教學實習不僅是拿到教師資格證的必經之路，也是順利拿到畢業證、學位證的必要條件之一。”林緯回憶道。

　　于是林緯再一次向輔導員訴說了自己的苦惱，在輔導員的幫助下，林緯和院領導展開了一場對話。林緯心里很矛盾，一邊是難能可貴的實習機會，一邊是和畢業掛鉤的重要實習，讓他實在難以抉擇。

　　最后，在學院領導的通融下，林緯選擇了繼續留在媒體實習，同時“偽造”了一份教學實習資料。“教學實習需要完成足夠的材料，包括實習手冊、教案等，院領導說我需要自己完成這兩個月的實習手冊，只要找到一個愿意接收我的學院，就算自主申請教學實習。”林緯說，“我每天都要寫教學日記，前前后后寫了幾十份。”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知名教育學者熊丙奇將中外大學的教育管理制度和學校人才培養模式進行了對比。在他看來，所學專業方向與就業方向不相符，給學生帶來的問題，除了國家政策需要進行更加人性化的調整外，高校在人才培養方式方面也存在問題。與國內學校相比，很多西方國家的高校，在轉學和轉專業政策上都比較完善，“自由地選專業在國外是很普遍的現象”。而國內大學生相對缺乏選擇權。進入學校后，即使學生對學校和專業不滿意，也很難申請轉學校和轉專業。熊丙奇認為，“現在轉學轉專業可能會有一些灰色空間，國家就進一步限定了轉專業和轉學的條件，這本身就和我們教育制度和社會環境有一定的關系。”

　　在中國高校傳媒聯盟的調查中，23.96%的受訪者表示，若校方統一安排的崗位和日后就業方向不對口，雖然能夠申請參加對口類別的實習代替，但是由于申請的手續繁瑣，一旦出問題就會影響畢業，大多數學生不得不參加學校統一安排的大實習。

　　龍巖某學院的謝同學表示十分無奈，他被學校安排去礦山實習，自己另找了一個感興趣的實習單位，打算兩邊同時兼顧的時候，卻發現辦理的流程實在是太繁瑣了。他說，即使去了心儀的實習單位，所學專業要求要完成的課程設計和畢業設計也會變得很麻煩，“看似不是學校在為難你，但實際上并沒有一個合適的辦法，去解決不從事專業或者專業相關工作的實習路子。”

　　調查結果顯示，僅有20.13%的大學生表示校方統一安排的實習符合自己日后的就業方向；21.73%的大學生認為校方統一安排實習不夠人性化，有更為理想的實習單位，但出于某些原因（請不到假、不能替代統一實習等）無法參加。

　　針對這種現象，熊丙奇認為，教學實習在大學的課程體系中相當于一門必修課，有相應的學分。不參與學校安排的實習就會修不到這個學分，導致學分不夠，不能畢業。“大學生不能自主選擇畢業實習是大學教學必修課體系安排的問題。”

高校人才培養應關注學生的興趣和個性

　　對于大四學生無法自主選擇畢業實習的現象，福建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張榮偉表達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一方面，當學生發現自己的專業與自己的興趣不一樣或者沒有發展潛力的時候，學生應該根據自己的條件制定一個比較靈活的個人發展規劃。另一方面，高校應尊重學生的個人想法，并根據相關專業對人才的需求隨時靈活地調整人才培養方案。“我們教育學本科專業本要求全體實習，但有16個同學明確表示要考研，希望把更多時間用于復習。我們在綜合考慮后，作出了調整。”

　　而正在北京某知名媒體實習的趙嘉善（化名）在實習這件事上顯然輕松得多。趙嘉善就讀的湖南大學對于新聞專業的畢業實習安排早有明確規定，學校統一安排畢業生進媒體實習。對于考研學生，可以施以“折半實習制度”，即在假期或其他時間先實習1個半月，然后集中精力準備考研，考研結束后再實習1個半月。如果對學校統一安排的實習單位不滿意，也可以自己尋找符合心意的省級以上媒體實習。

　　趙嘉善告訴記者，已經實習兩個月的她對于這份實習越發覺得得心應手，她所在的學院會對學生的實習成果有一定要求，比如字數要求、版面要求、發稿要求等。如果評分不及格會要求再次實習，不同單位的發稿機會不均等，“我還要繼續努力才行。”

　　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院長呂萌也表示，鼓勵學生自己去尋找和自己未來發展方向相符合并且自己感興趣的實習，這個從實習管理上是被認可的。

　　熊丙奇建議：“中國高校應重視學生的個性、興趣和選擇權。可以增加多個實習的模塊到課程體系之中，拓寬大學生的自主選擇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