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對于一些2007年、2008年進過臨沂網戒中心的人來說，有些人成了成功的“精品”。

　　有人在歐洲讀博士，有人考上公務員，有人進了蘋果公司，有人進了央企，也有人成了軍官，還有人耽誤了多年的時光后，仍在大學里念書。當然更多的人銷聲匿跡，失去了聯系。

　　盡管當時并沒有留下聯系方式，但很多當時的盟友還是在“楊永信”吧里留下自己的姓名和聯系方式，組成各種小群體。

　　在貼吧里，一名2008年的盟友曬出自己穿著佩有上尉軍銜的軍裝的照片，留下一句：“我現在過得很好，楊永信我既不感謝你，也不記恨你。”

　　碩士畢業的劉思恩在“如何評價楊永信”的帖子里留下一句：“我不怪楊永信，也不怪我的父母，怪的是以前不懂事的自己。”有人跟帖評論他“腦子被電糊了”。

　　劉思恩說，當時央視拍《網癮之戒》的時候他就在“四院”現場，他怕說錯話，有意避開了所有鏡頭和采訪。他認為《網癮之戒》真實地反映了里面的生態。

　　他說，也正是那段經歷成就了現在的自己。

　　劉思恩還總結出了一個規律：“那些至今對‘四院’恨之入骨的人基本沒啥大出息，而出來后真正認真讀書的人，對那個地方不會抱有太大的負面情緒。”

　　在他看來，不反對“電擊療法”的《戰網魔》和批判“電擊療法”的《網癮之戒》這兩部片子的角度都有道理。“一千個人眼里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好壞留給后人評。”

　　曾經進出“四院”13次的謝坤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四院’并沒有說的那么殘忍和惡毒，想想里面有哪個孩子是善類，有哪個不是自私享樂不顧父母的？”

　　一些盟友以自己的方式避開那段往事。有人承認，自己那個時候確實年少無知，需要管束；有人警告記者，“不要騷擾我，只想安靜地生活”；還有人無奈地說，“過去的傷疤就不要再去揭開，要不然只能破壞親情。”

　　甚至還有盟友對記者說，如果自己的孩子真的無藥可救，只有送去“四院”這一線生機的話，他也會嘗試這么做的。

　　有位女盟友讀大學時選擇了法律專業，想以憲法的名義，控告網戒中心侵犯人權，可最后自覺勢單力薄而放棄。

　　她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那些電擊治療儀就是代替父母教育的惡魔，因為父母只想把孩子變成自己想要的樣子，哪怕就是電也要電成自己想要的樣子。”

　　她還在自己的朋友圈寫道：“網戒中心里，大多數人都被診斷為心理疾病或網癮，但實際上不少人只是青春期的短暫迷茫，之后他們還能回到正軌，可那些因此墮落無法回頭的盟友又該怎么辦呢？”

　　一位盟友家長看了《楊永信，一個惡魔還在逍遙法外》文章后倍感氣憤。他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假設你有孩子不學習了，和正常人不一樣了，你可能也會像我一樣著急。這個臨沂戒網中心，是一個救孩子的好地方，并不是害孩子的。”

　　他說自己的孩子，曾經在家里只顧著玩電腦游戲，不和家里接觸，脾氣越來越暴躁。“作為家長，我已經用盡了所有方法，沒辦法才交給戒網中心來管理”。

　　在他眼中，孩子從四院出來以后，內心沒有恐懼，回家就和他們溝通。還把打工掙來的錢，給爺爺外公各買了一箱酒，給外婆和奶奶買了手表。

　　可當被問道，如果孩子“再偏”，還會把他送去四院時，這位家長給出了否定的答案。

　　“我不會再送回去，我的孩子已經好了，畢竟已經長大了。孩子的行為上有缺陷，家長自身也缺乏溝通，管理孩子的方法不當。”

　　8月18日，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走訪了網戒中心，門口一群家長在門口蹲守，還有人從附近的小車里給記者拍照。從外面看，網戒中心的每一層入口都被兩道鐵門緊鎖著。

　　當記者試圖進入網戒中心時，一些帶著“xxx爸爸（媽媽）”名牌的人開始跟隨和驅趕記者，表示“請你快點離開”。

　　記者試圖通過電話聯系楊永信，其電話處于關機狀態。

　　據8月22日《沂蒙晚報》報道，楊永信在接受該報記者采訪時說：“其實，如果沒有患者，網戒中心一天也開不下去。網戒中心之所以能夠存在到今天，除了其合理合法合規外，也是因為有眾多的家長和孩子需要這個地方，如果有一天家長和孩子不需要這個地方了，網戒中心因此關門了，那將是我感覺最幸福的事。但現在，那么多的家長帶著求助和無奈而來，我從來沒想過放棄這份事業，責任和同情心是驅動我不斷前行的動力。”

結尾

　　最近，張旭同看了一部奧斯卡獲獎電影——《聚焦》。

　　看到其中一個橋段時，他不停地流淚：被猥褻男孩的父母知道牧師假借上帝的名義對自己孩子犯下罪行后，依然給牧師端上了一盤點心。

　　張旭同也曾試著與父母和解，但一想起那句“加大劑量，電死他”時，就放棄了。“我從來不懷疑，我的父母是愛我的，但是方式有問題，依舊不能被原諒。”

　　有一次喝多了，他給母親打電話，提起過去的事情。母親很驚訝：“過去這么久，你怎么還沒忘！”

　　“他們好像并沒有覺得那段經歷對我有什么太大影響。”張旭同說。

　　這幾年，張旭同和女朋友“造”過幾個人，可最后也都“處理”掉了。他表示，他對做一個好父親沒有信心。

　　畢業后，江一帆去了離家2000里之外的鄂爾多斯，從事煤礦設計工作。

　　煤礦實行上50天班、休息10天的工作制，好讓礦工能夠有較長的集中時間回家看看。

　　江一帆幾乎沒有用過這10天假期回過家，而是去呼倫貝爾看草原、去中衛沙坡頭看胡楊林。

　　每周，江一帆都需要下礦井四五次，檢查自己設計的礦井工程實施情況。

　　即使到了深達500米、令人窒息的黑暗地下，他的內心依然充滿安全感。“自己設計的自己了解，這比在‘四院’和父母的身邊強多了。”他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

　　（出于保護采訪對象，張旭同、江一帆、劉思恩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