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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墻上那句“知識改變命運”的標語，也遭遇了沖擊。

　　鎮上的中學教師鄧輔仁，教過其中的8名博士。如今他去家訪，發現有些家長認為讀了大學后也找不到好工作，干什么都能賺錢，對供孩子讀書不那么重視了。“我跟家長說，你就是打工，你讀了大學也比沒讀大學的工資要高。”

　　對照是明顯的——村民們總將博士墻與村里的另一面墻“公德墻”作對比。公德墻是在博士墻之后不久建成的，二者相隔不遠，同樣的高度。“上墻”的12人由村民公投選出，都是回報桑梓的“大老板”，依照捐資數額排列。第一位“大老板”的簡介下寫著：為修橋、修路、擴建學校等公益事業樂捐120萬元。

　　一些博士認為，雖然村民們很重視博士，但對這個群體實際不怎么了解。屈維意說，農村很多人認為的“有出息”就是能賺到錢。“他們說，屈博士讀那么多（書），帶領大家致富啊！”有人提議共同捐款修族譜，親戚們自然地認為他有義務也有能力捐更多的錢。

　　另一位博士曾聽見鄰居說，“（博士）畢業出來肯定得年薪百萬！”

　　“讀書要變現，要么當官，要么賺錢，要么就白讀了。”盡管相比其他村子，家鄉已足夠重視教育，但屈婷發現，在這層重視下，人們仍把知識作為一種手段。

　　屈婷已經不記得大學第一志愿報的什么，考入南開后，她被調劑到哲學系，一路讀博，走了一條“最簡單的路”。弟弟屈強強所去的東北大學位于沈陽，他去該校的原因只是想去看看北方的鵝毛大雪。屈維意則稀里糊涂報考了武漢的一所軍校，因為班主任告訴他考軍校免學費——他沒想過，也不知道，除此之外還有什么其他選擇。

　　考入大學后，屈維意學習航海儀器工程專業。漫無目標的他聽說一位學長保送了研究生，他驚奇，“什么叫保送研究生？”“他跟我說就是有一個更高的學歷，比大學生還好。”屈維意于是給自己定下目標。

　　他很順利地保送讀研。就在他準備繼續攻讀本專業時，一位學長跟他講：“搞什么技術！你看那些搞指揮的，當個團長就有專車了。”

　　“人家說什么好，就去干什么，自己也沒有辨別能力，其實我對指揮技術完全不懂。”屈維意放棄了本校保研，轉到另一所軍校讀航海指揮方向。直到后來，他才發現自己錯過了一個多么好的機會——被譽為“中國電磁彈射之父”的馬偉明院士當時是系主任，要挑一個本科生做他的研究生，他本來有機會跟著馬偉明深造。當年保送的研究生里，他是第一名。

　　屈維意遺憾地說，“那時候（讀指揮）完全是錯誤。”

　　像是一種烙印——人生的前半段，沒有清晰的意義指向，沒有前人的經驗可借鑒，也沒有準確的自我認知和規劃，屈婷把他們的這種狀態理解成“相對不自由”。一位同年級校友的經歷讓她很觸動。這位校友高二時便跟隨父母去歐洲游學，選擇讀南開是覺得個人性格太浮躁，與南開沉穩的校風互補。選擇英語專業是因為知道一個國際化人才需要流利的語言工具，大學期間，校友又選修了國際貿易，畢業后如愿進入一家投資銀行。

　　“這就叫自由。經過選擇的叫自由，沒經過選擇的不叫自由。”屈婷覺得，校友是領著命運走，而她，是被命運推著走。

　　小學二年級時，喜歡讀書的屈婷從父親那里得到了瓊瑤的言情小說《水云間》，讀得津津有味，后來她才意識到這類書籍并不適合小學生。父親沒有這個意識。她轉念一想，自己還算好的，很多農村孩子一本課外書都沒有，而她還可以在外祖父的家里找到一本《西游記》。

　　這些讓屈婷反思，在農村，即使重視教育的父母，也更多停留在“讀書是為了有更好出路”一層。另一方面，她也清楚，渴望父母有超出環境的遠見不現實，愿意供子女讀書就已難得。而且，“人都是一步步打開自己的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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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現在，屈婷堅信讀書仍是正確的選擇。她想讓家鄉的人明白，盡管農村孩子會受到原生環境的限制，盡管不是每個孩子天生會讀書，盡管讀了書也不一定能掙大錢，但每個人應該去盡量爭取受教育的機會。

　　屈婷有兩個做生意很成功的堂哥，都沒上過大學，但都接受了教育，一個高中畢業，一個讀了技術學校，“我伯母掏錢供他們讀。這就叫重視教育。即便不知道將來干啥，也要送孩子去學習。”兩個哥哥在教育子女上達成共識，即使是做生意，讀過書的人也比沒讀過書高一個層次。

　　“讀書仍是農村孩子改變自己命運最基本、最一般的途徑，努力讀書、讀好書就是大多數人應該做到、爭取之后也能做到的事。”這對父女合作的那份演講稿中這樣寫。

　　走出去的博士們開始傾盡心力，培養自己的下一代。屈維意買了最好的學區房，“咬著牙也得買”。屈婷則為孩子報了音樂班，讓因20元不能報畫畫班的事情，不會在女兒身上重演。

　　在秧田村，有近60%的勞動力外出務工。這幾年，村里的居住環境大大改善，村中有供村民休閑的體育館，也有供孩子們打球的籃球場，堪比一個功能完好的城市社區，但這里更適合養老。如果村民留在家鄉，只能選擇種植水稻和煙草，或去村子附近的織布廠打工。村里的年輕人為了賺錢走向全國各地，最遠的去了海南做皮革生意。

　　黃心瑤的媽媽在村里務農15年，在田里多年沉積的濕氣令她手痛難忍，“實在受不了了”。她又去鎮上賣了5年衣服，因家里有老人和孩子，不得不回家。在當地織布廠上班，一年只能掙到兩萬元。

　　“應該把資源集中起來搞集體經濟。”屈維意在大學做過水庫庫區移民的研究，回鄉時，他對村干部建議，要扶持個別人帶頭做產業，以讓留在村里的人有更多謀生選擇。

　　最令屈婷憂慮的仍是家鄉的教育問題，“沒辦法，只能一點點去突破。”她還想過，老了之后，就回村里教書。

　　去年，村里建立了一筆教育基金，20多萬元，都是從村民處募捐所得。一位村干部說，希望這筆錢能用在激勵小孩讀書上，不是讀到博士才給獎勵，而是給從小成績好、有特長的“潛力股”。

　　博士墻設計時，博士們發回的圖片風格并不一致，有人穿著學位服，有人仍是便裝。村民們將這些照片和人物簡介區域的底色確定為不易脫落的銹紅色，然后將圖片一張一張粘在板子上，再釘到墻上固定。每個人都希望，在風吹日曬雨淋侵蝕下，墻上的信息能保留得更久一點，村里的孩子放學回來，每天都能看到。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見習記者 尹海月文并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