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體現了中華傳統文化中愛國精神的浩然正氣和可貴的民族氣節親情和鄉愁只是個起點，海外詩人并沒有沉溺在悲愴的個人感情宣泄之中，而是跨出狹小的家園故里，把關愛投向神州大地，故國風霜。

　　明月他鄉夜，長如不眠何？

　　家貧無足道，凍餒滿山河。

　　（王道《明月》）

　　華僑詩人身居異域，卻關切著故國的軍閥混戰，民生多艱。“１９２０年，粵軍許崇智率軍自安溪入安海搶劫、殺害百姓”。安海華僑俞少川聞知此訊，即賦《家鄉兵禍有感》一詩云：傳聞兵革起蕭墻，滿目瘡痍遍故鄉。

　　寄語群雄漫角逐，好留熱血喋邊疆。⒂在中華民族遭受異族入侵之際，臺胞和華僑表現出可貴的民族意識，他們借憑吊歷史英雄人物，寄托愛國情懷。而閩南華僑和臺胞歌頌鄭成功驅荷復疆的詩歌尤多。

　　恰好在１００年前（１９０４年），曾以“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詩句痛斥李鴻章割臺賣國的臺灣著名愛國詩人丘逢甲，就有一首熱情歌頌鄭成功消滅外國侵略者的詩作：誰能赤手斬長鯨，不愧“英雄傳”里名。

　　撐起東南天半壁，人間還有鄭延平。

　　（《有感書贈舊書記》）

　　詩歌以鄭成功驅荷復土的英雄業績自勵，表達了自己決心趕走日寇，恢復故土臺灣的宏圖壯志。

　　潘受在《臺南謁鄭成功祠》一詩曰：藤牌子弟有攘除，未許牛皮竊我居。

　　篙目城中孰天下，奮髯海外王有余。

　　至今教化猶垂世，能幾英雄肯讀書。

　　哭廟儒酸先痛革，青衣早已付焚如。

　　此詩歌頌鄭成功識破荷蘭侵略“暫借牛皮一席地”的詭計，奮起帶領閩南子弟兵，以“藤牌奇兵”的巧妙戰術，戰勝荷夷的英雄氣概。詩人希望鄭成功的民族大義能“教化”后世。但是，在英雄幾經奮戰才得以收復的臺灣島上，幾個民族敗類數典忘祖的行徑，令正直的臺胞面對英烈，痛心垂淚：三百年前逐荷夷，國人奉祀延平祠。

　　于今后裔多忘祖，感慨無窮涕淚垂。

　　（高雄移居加拿大、泉州宋子岑《臺南延平祠懷古》）

　　盧溝橋事變之后，日寇鐵蹄踏遍秀麗河山。海外凡我族類，不分老少，紛紛回國，奮起抗日。

　　懷歸鬢縱三分白，許國心猶一寸丹。

　　蛇縱橫寧可忍，河山破碎豈能安。

　　（梁披云《北歸有日感作》）

　　許多華僑志士毅然投入所在國的抗日斗爭，印尼僑領先烈黃周規，積極參加陳嘉庚領導的抗日活動，任印尼“抗日籌賑會”主任，１９４２年被日軍追捕入獄，受盡折磨，堅貞不屈，壯烈犧牲，其《獄中有感》的詩，鐵骨錚錚，威武不屈：敵境存身事本難，豺狼猖獗夜漫漫。

　　凜然正氣誰能屈，無愧神州心自安。

　　在菲律賓，成千上萬華僑青年，組成“華僑義勇軍”，直接參加對日寇戰斗，許多漢族健兒，取義成仁，血灑異邦，體現了高尚的民族氣節。菲賓遍地血腥痕，大漢健兒報國恩。

　　可憐院口花園地，遍葬華僑義勇軍。

　　（鄭鴻善《吊華僑義勇軍成仁同志》）

　　石獅永寧旅菲僑親先烈黃念打，積極組織抗日活動，被選為“抗敵委員會”委員，被捕后英勇不屈，１９４２年與其他八位抗日僑領被殺害于華僑義山。楊虛白《悼抗敵會九烈士并序》一詩云：好男兒，推九烈。赴國難，殫精力，堅同仇，誓反日……

　　睢陽齒，常山舌。伸大義，存忠烈。千載后，難磨滅。

　　全詩秉承文天祥《正氣歌》的民族精神，情辭激越，正氣凜烈，一字千鈞。

　　在民族危難之際，閩南華僑詩詞所體現出來的強烈的愛國精神和高昂的民族氣節，說明了閩南文化仍然是以傳統文化中的民族意識為其精神支柱。

　　３、重視華文教育，承傳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閩南海外華僑清醒地認識到，保存、傳承以漢字為載體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是與異文化交流的前提。為使本民族文化在客地不致被淹沒以至消亡，許多有識之士大力倡導發展華文教育，為爭取華文教育的合法地位進行了不懈的斗爭。傾家辦學的陳嘉庚萬眾景仰，印尼黃周規贊云“南島光榮屬老人，傾家與學性情真”、“足跡天涯高氣節，關心國事薄風塵”。⒃此外還傳頌著許多華僑散金辦學的義舉盛事。廈門旅菲先輩陳謙善首開“興學育材”之風氣，“為華僑首立百年之基業”，其族人陳丹初為長詩以紀盛：首散黃金筑簧宇，從此華僑識華字。

　　華僑識字千萬人，國性保存先生畀。

　　又如南安潘葵村在菲創辦之曙光學校為日軍焚毀，他在《懷曙光學校諸生》一詩中云：育才最樂師軻圣，愛國深情慕放翁……

　　百千學子悲星散，無復弦歌播國風。

　　他念念不忘的還是孔孟的圣賢之道和“但悲不見九州同”的陸游至死不渝的愛國精神，他悲痛的是學校被毀，不能再傳播孔孟之道了。老一輩華僑眼見第二三代的故國觀念日趨淡薄，強烈呼吁加強民族意識教育。參與創辦新加坡大學的潘受在《南園二首》詩中，對青少年肩負繼承中原文化寄予厚望：絕學搜遺緒，高歌望少年。

　　河汾多俊義，會畫在凌煙。

　　臺灣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大陸文化通過閩南移民移植到臺灣。明清以后，鄭氏開發臺灣，建立孔廟，創設府學、縣學，特別是在香社設立“土香義學”，聘請大陸儒家學者赴臺任教，實行大陸的科舉制度，造就大批儒學之仕和優秀人才，大大加快了大陸文化在臺灣的傳播。最終，使中華文化成為當今全臺灣的主流文化。這一直是兩岸學者的共識。臺灣已故著名詩人黃錠明曾賦詩歌頌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華文化對臺灣同胞春風化雨般的涵化作用：曾沾化雨沐春風，浩蕩深恩感靡窮。

　　海濱才調歸泉郡，洙泗文章出魯宮。

　　正如旅美學者余英時在《錢穆與中國文化》中所說：“文化對人有‘安身立命’的功能，個人想尋求精神的歸宿，仍舍文化莫屬。離開自己的文化本土，縱使在物質上空無所有，在精神上仍擁有豐富的文化資源，他們憑著這些文化資源，才能在新土上重建基業。”華僑傾家散金、興學育材，目的就在于“存國性”、“播國風”，也即保存、傳承以洙泗弦歌、河洛遺緒為標志的中華傳統文化，在異域“新土”，尋求“安身立命”的“精神歸宿”。閩南華僑詩歌以震撼人心的藝術力量反映了這一強烈的愿望。

三、文化融合和儒家的“大同”理想

　　閩南文化哺育出來的“海洋心胸”，使華僑樂于欣賞和接納異族文化；同時傳統文化的熏陶又使他們始終奉中華文化的內核儒家思想為圭臬。儒家經典《禮記·禮運》篇云：“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能與賢，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是謂大同。”所以，當詩人們在盼望世界各民族不同文化互相融合的美好前景時，總是將其納入“天下為公大道伸”的儒家大同終極理想之中：試思儒佛本歧異，亦可水乳交沖融，兼善兼愛推恩耳，大道極致為大同。

　　（潘受《南洋大學開辦》）

　　再看清末民初著名詩人柳亞子１９３５年赴南洋為抗日籌款時書贈在菲家父李根香的詩，其中有兩句：難忘民族有英雄，林鳳當年唱大風。

　　他日車書終混一，未須種族辨西東。

　　該詩大膽而客觀地把為促進中菲文化融合作過巨大貢獻、具有深遠影響的林鳳作為民間英雄人物予以熱情歌頌，并以儒家思想推而廣之，表達了對全世界能夠不分東西文化差異，共同走向“書同文、車同軌”的“大同”理想的憧憬。柳亞子雖不是華僑，但與眾多華僑交往甚篤。他這首贈詩，準確地道出華僑詩詞所體現的閩南文化“多元一體”的特質。

　　結論一、自古南下的漢人傳統大陸文化與閩越人的海洋文化融合而成的多元閩南文化，其特質為心懷四海，樂于與別人交換觀念和物品，善于欣賞采納異文化并與自己的文化結合得很自然。也就是在與異文化相處中能夠“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突顯出兼容并納的包容性與冒險創業的開拓性。

　　二、閩南文化是閩南華僑文化的母文化。閩南文化的多元一體性在閩南華僑詩詞中得到藝術的再現。閩南華僑詩詞是閩南文化在海外傳播交流的載體和見證。

　　三、華僑的出現本身就是閩南海洋性格外化的結果。先僑甘冒風濤，投荒萬里，歷盡苦難，辟草萊為廛市，化荒甸為綠洲，把先進的文化與生產技術傳授給異邦人民，為所在國的社會發展立下不可磨滅的功勛。閩南華僑詩人飽蘸血淚，大筆淋漓，寫下了史詩般的華僑斑斑血跡和歌哭心聲。一部華僑詩歌史就是一部異文化之間的由隔閡磨合，進而接納共處，最終臻于乳水交融的雙向交流史。

　　四、華僑既為古老燦爛的本民族文化而自豪，也衷心景仰異文化的精華。因此，閩南華僑詩詞中涌現了許多歌頌兩種文化之間建立的“唇齒一家親”、“渾然水乳情”的親密關系。而共同的民族心聲和致力于異文化交流的“文化大使”，又把這種關系推進到革命運動互相支持的新境界。

　　五、閩南華僑詩詞顯示：華僑長年身處異域，卻能情牽高堂妻兒，心念家園故土，足證儒家傳統文化中關于祖先、家庭、婚姻等倫理觀念，仍然是其潛意識中的無上圭臬；而在民族危難之際，華僑高昂的愛國精神表明，傳統的民族意識仍然是其精神支柱；許多有識之士以承傳和發揚以漢字為載體的中華文化為己任，他們興學育材的義舉說明，以河洛遺緒、洙泗弦歌為標志的儒家思想，被他們認為是在異域“新土”“安身立命”的精神“歸宿”。

　　六、儒家傳統文化孕育出來的華僑詩人總是自覺不自覺地把中華文化與異文化的交流融合，納入儒家“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世界大同理想的憧憬之中。柳亞子書贈家父的墨寶準確地道出，儒家“大同”理想是華僑的終極追求。而閩南華僑詩詞則充分體現了閩南文化的“多元一體”特質。

　　七、中華傳統文化，數百年來，經由閩南文化，傳播延伸到臺灣，而最終確立其當今臺灣主流文化的地位，閩南文化與臺灣文化都是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大陸傳統文化涵化出來的地域文化，猶如泰山玉山，原出一脈。臺灣同胞不可阻遏的尋根意識和思鄉情結，都是對“母文化”無限眷戀和感戴的外在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