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 廣西桂林市恭城瑤族自治縣蓮花鎮蒲源村的蒲源小學，是一所名副其實的山區學校。“老校長”丘繼明扎根該校30年從未離開，他的父親和妻子先后患重病，但他仍鼓勵、教育學生，使無數山村孩子考上名校，走出大山。他的學生覃艷玲本科畢業后，毅然回到這所山村小學，從“老校長”手上接過接力棒，如今也當上了“校長”。

　　縣級教育部門將借調鍛煉過的教師安排到各學校領導班子中，從而使行政命令進入學校更為順暢

　　盡管教學和管理骨干流失，但為了獲得“關照”，鄉校不得不暫時“忍痛割愛”，因為最后或多或少都會獲得“隱性回報”

　　在村落社會中，農村教育體系僅僅作為“人才抽水機”而存在，是整條教育生態鏈中價值位階上的“最末端”

　　農村教育發展的核心因素是教師，只有擁有了一批穩定的教師隊伍，農村教育的改革與發展才會有成效。作為教育行政部門顯然也很難阻擋教師向城性流動的洪流，因此一系列公共政策設計難以避免會在強制性調控的基礎上，保留必要的向城性疏導特征。但在實踐中，教育行政部門自身也面臨重重困局，這些困局的緩解，最后又助推了鄉校中農村教師的發展危機。

　　筆者主持了國家社科基金課題《中國城鎮化進程中西部底層孩子們階層再生產發生的日常機制及策略干預研究》，在展開全國大樣本調研基礎上，筆者深入中國西部農業縣——四川芥縣，開展為期半年的田野工作，反思底層社會中的鄉村教師為何懸浮于鄉土社會？

大量農村青年教師成了“考試專業戶”

　　新中國成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民辦教師是農村教師的主體。其中，代課教師又占了大部分，盡管他們在身份上沒有被納入國家的編制體系之中，但是在教學性質上仍然隸屬于國家行政化教師序列體系之內。因為這批教師文憑相對較低且教育教學水平不高，同時城鄉二元的制度性區隔也使自由遷徙的農村教師主觀意愿并不強烈，民辦教師和代課教師在村落中的文化優勢也使得他們各自在農村中的社會地位總體較高。

　　盡管農村教師身處國家行政序列中的最末環，但相對而言，教師隊伍還算相對穩定。隨著國家九年義務教育普及率的提升，質量問題被逐漸推到前臺，通過公招和清退的方式解決代課教師和民辦教師問題，同時通過公招、特崗、支教、交流等多種形式，大量引入畢業于正規大學的畢業生服務于農村學校。這種方式有利于快速實現“雙高普九”，但這批在城市中接受正規化教育的農村教師，也具有了更多向農村外溢的選擇空間，再加上工作環境、社會輿論、收入待遇以及農民分化等多重外在因素的刺激，農村教師職業吸引力不足。

　　筆者對四川芥縣的調研發現：大量農村青年教師僅僅將這個崗位看作是一個暫時的“過渡崗位”，他們對提升自己教育教學水平并不感興趣，反而成為了寄居于鄉村文化城堡中的“考試專業戶”，只要能進城，各種考試他們都會去爭相參加。

　　許多農村學校校長也向筆者抱怨。

　　四川芥縣成鎮九年一貫制學校M校長說：“我們培養一個老師，就走一個，城里的學校又不給我們培養費或者轉校費，因此，我們農村學校越來越不愿意去培養教師，這樣我們學校的老師反而相對穩定些。”

　　四川芥縣云鄉九年一貫制學校張進校長說：“現在這些青年老師很難管，上完課就抱著公務員（課程）考試的書看，一到周末就去城里考試，一考上就馬上辭職；中年教師則將精力集中于參加城市學校的各種招聘，同時尋找各種關系借調到城里學校，再或者縣教育局和鄉政府到學校把骨干借調走了；那些中老年教師則普遍職業倦怠，等著退休。農村學校陷入到管理人才和教學人才青黃不接、人心散離的狀態。”

縣教育局行政工作主力是借調的教師

　　縣級教育行政部門進行日常公共管理的重點是義務教育，特別是農村義務教育，這與農村義務教育的管理重心和財政撥付關系的結構性上移直接相關。然而，財權的上移意味著管理權力也從鄉鎮上移到縣級政府，而縣教育行政部門作為縣級政府的直接業務部門，在這種教育管理重心上移的過程中承擔了更多的事權，但事權的增加并不意味著教育行政部門人員編制的相應增加。

　　以筆者所調研的四川芥縣為例，該縣教育局在編在崗的公務員行政編制人員僅僅為10人，其中包括教育局長1人、副局長3人、副局級調研員2人、財務科科長1人、督導辦公室主任1人、人事科科長1人，成職幼教科科長1人。而該縣目前共有58人在局機關從事工作，其中絕大多數屬于教師編制，系從該縣各類學校中借調而來，包括縣政府總督學、基礎教育科科長、局辦公室主任、德育科科長、招生辦公室主任等一批中上層干部。僅少數幾位后勤人員，如司機、廚師屬于合同制用工人員。這意味著在教育局從事公共行政管理和行政執行的工作人員其實主要是隸屬于各學校的教師。

　　四川省芥縣教育局副局長A告訴筆者：“現在我們局里各個科室的常規性工作非常龐雜，同時還要應付隨時安排的上級檢查、學校檢查以及各種達標工作檢查，隨時都要報送各種材料、總結、規劃，參加各種各樣會議，還要開展自己各科室的特色亮點工作，定期要做階段性總結和匯報等。各個科室都非常焦疲地應付著這些工作，根本沒有時間去做系統性和科學性的教育實地調研和觀察，沒有辦法，人手不夠，所以我們非常希望通過改革能夠把各種分散化的問題集中起來，讓我們工作簡單一點。”

　　據這位副局長的測算，如果要基本順暢地應付當前該縣的教育行政管理工作，保守估計至少需要70人。

　　從2007年至今，筆者曾調研過的江西、吉林、四川、重慶、河北、廣西等省（自治區）市（州）縣（區）教育行政部門中，也大量存在這種現象：

　　一方面，在中央精簡機構和壓縮編制的價值導引下，縣級政府嚴格控制人員編制；另一方面，不斷膨脹和事無巨細的教育公共事務，促使縣級教育行政部門不得不從本系統學校中借調大量教師來從事行政工作。

　　縣級教育行政部門面對日益復雜的常規性工作以及其他各種臨時性和突發性工作，面對行政人員編制不足的尷尬現實，不得不加快推進學校的集中化步驟：一方面，將分散的農村學校大規模撤并，在城鎮中實行規模性集中，從而減少管理層級；另一方面，將從學校中借調鍛煉過的教師安排到各學校領導班子中，從而使教育行政部門的行政命令進入學校更為順暢，學校的行政工作也更符合教育行政部門的胃口。

　　由此可見，“借調”事實上成為了基層教師職務升遷、單位（學校）變更的重要渠道：一方面，與縣城學校教師相比，農村學校教師有更強烈的主觀借調意愿，以實現職務升遷和單位變更；另一方面，因為行政成本更低，區縣教育局更愿意從農村學校中借調教師。但教學和管理骨干的流失，對本就人才稀缺的鄉校發展和農家子弟成長的影響更大，但為了獲得“關照”，鄉校又不得不暫時“忍痛割愛”，因為最后都會或多或少獲得“隱性回報”。

　　另外，在事權風險增大但人手又不夠的普遍大趨勢下，區縣教育局更愿意推行教師制度改革，把教師從“學校人”變為“系統人”。這為借調教師提供了更為便捷和成本更低的制度性合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