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省市上調最低工資標準，誰將受益？

　　今年以來，上海、重慶、陜西等地陸續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近日，人社部更新各地最低工資標準情況。數據顯示，上海和北京分別以每月2480元和每小時24元，領跑全國月最低工資標準和小時最低工資榜單。

　　最低工資標準是勞動者在工作時間內提供了正常勞動的前提下，用人單位依法應支付的最低勞動報酬。那么，最低工資標準是如何調整的？應該怎么調整？會影響哪些勞動群體？帶著這些問題，記者采訪了相關專家和勞動者。

各地標準差距較大

　　根據《最低工資規定》，最低工資標準一般采取月最低工資標準和小時最低工資標準的形式，每兩年至少調整一次。月最低工資標準適用于全日制就業勞動者，小時最低工資標準適用于非全日制就業勞動者。各地調整最低工資標準時，往往會同時調整這兩類標準。

　　在今年調整最低工資標準的3個省市中，重慶的最低工資標準上調幅度最大，月最低工資標準和小時最低工資標準分別上調300元和3元，月最低工資標準從2016年的1500元調至1800元，小時最低工資標準從15元提至18元。

　　上海制定最低工資標準實施24年來，除2009年遭遇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外，已連續上調25次，保持著全國最高水平。上海市企業聯合會雇主部副主任宋靖告訴記者，確定最低工資標準有兩種測算方法：比重法和恩格爾系數法。比重法即確定一定比例的最低人均收入戶為貧困戶，統計其人均生活費用支出水平來測算；恩格爾系數法則主要通過測算最低食物支出標準和最低生活費用標準來計算。

　　通過這些方法計算出最低工資標準后，宋靖說還得考慮職工平均工資水平、就業狀況、經濟發展水平等進行修正。

　　而在調整小時最低工資標準時，《最低工資規定》明確，應在頒布的月最低工資標準的基礎上，考慮單位應繳納的基本養老保險費和基本醫療保險費因素，同時還應考慮非全日制勞動者在工作穩定性、勞動條件和勞動強度、福利等方面與全日制就業人員之間的差異。

　　由于各地經濟發展情況不一，各地最低工資標準存在差異。從公開信息來看，當上海、深圳、北京、廣東等地的最低月薪超過2000元時，遼寧、安徽、湖南等地部分區域月最低工資標準僅有1100多元。

靠最低工資過活的人并不少

　　雖沒有明確的統計，但徘徊在最低工資標準附近的人不在少數。較為常見的是從事服務業的勞動者，包括保安、保潔、服務員、廚師等。他們中的大多數，由于年齡偏大或沒有一技之長，工資往往偏低。

　　采訪小亢時是傍晚19點，在北京某事業單位擔任保安的他剛剛取到外賣。保安工作包吃包住，這份外賣是小亢為改善伙食點的，他說他喜歡吃涼皮，一份涼皮加肉夾饃再加外送費，一共19元。

　　初中畢業后的他開始外出打工，做過保安，也干過廚師。雖在這家單位工作，但小亢“并不是這家單位的人”。他是和一家保安公司簽訂勞動合同后，被公司派來做保安的，扣除“五險”后每月到手2900元，高于北京市每月2120元的最低工資標準。

　　如今26歲的小亢還沒處對象。雖說“一人吃飽全家不餓”，但他的生活很節儉。每月2900元的工資，小亢能攢下2700元，其中100元用來買洗護日用品，另外100元用來點外賣“犒勞下自己”。保安工作“三班倒”，每年集中休一個月，誰先休誰后休大家商量著來，小亢喜歡在八九月份時休假，春節就在單位過，“不然回老家，長輩問這問那的，招架不住”。

　　和編制的“圍城”雷同，在事業單位做保安的“小亢們”也有“圍城”心態。隨著年齡的增大，小亢有了成家立業的壓力。看著新聞里網約車司機、外賣小哥月入近萬元，小亢也曾心動過，但擔心工作太累、“怕自己沒本事做好”，小亢只能將就著眼前的工作，他想攢點錢回老家開家奶茶店。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8年規模以上企業就業人員分崗位年平均工資情況，社會生產服務和生活服務人員平均工資最低，是全部就業人員平均水平的80%。

　　記者在北京采訪了數十名保安、保潔、服務員，發現他們的月收入大多在3000元上下，稍高于最低工資標準，有的甚至不包吃住。不少專家表示，受最低工資標準影響最直接的便是這類低收入群體。

漲工資要把握好“度”

　　不僅區域最低工資標準差異較大，宋靖說各地最低工資標準的“含金量”也有所不同。如北京、上海等地明確規定，勞動者應繳納的社保費不作為最低工資標準的組成部分，用人單位應按規定另行支付。但在有些省份并非如此。

　　到手工資達到或超過最低工資標準就合法嗎？其實不然。根據《最低工資規定》，在提供正常勞動的情況下，用人單位應支付的工資在剔除下列各項后，不得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延長工作時間工資；中班、夜班、高溫、低溫、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環境、條件下的津貼；法律、法規和國家規定的勞動者福利待遇等。也就是說，勞動者的工資在剔除上述各項后，工資達到當地最低工資標準才算合法。

　　根據人社部此前發布的《關于做好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工作的通知》，各地應考慮當地經濟發展和企業實際，穩慎把握調整節奏，將最低工資標準由每兩年至少調整一次改為每兩至三年至少調整一次。宋靖認為，這一改動是基于經濟增速放緩的新常態作出的。

　　經濟增長放緩，企業經營壓力不小。這種情況下，最低工資該怎么調整？宋靖認為應重點調研當地低技能勞動者的勞動生產率，并綜合考慮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勞動力市場狀況等因素，制定與當地勞動生產率相適應的最低工資標準。(本報記者 李丹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