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寧鄉縣流沙河鎮高山村11歲的女孩莎莎，本應該讀小學五年級。兩年前被確診出艾滋病后，莎莎上學的努力遭到了其他學生家長的強烈反對，經過一年多的反復拉鋸，莎莎還是失學了。

莎莎抱著玩具熊在自己的床上玩，自從查出艾滋病后，她不再跟姐姐同床睡覺，在房里又擺了張小床。

莎莎的爺爺時常對著房間里一面貼滿了兩個孫女獎狀的墻壁發呆。

莎莎戴著喜羊羊面具，她很喜歡看動畫片。

5月12日，赤塅完小校長尹鵬波每周來莎莎家里給她單獨上數學課。

　　“475除以5是多少？”5月13日下午，在湖南寧鄉縣流沙河鎮高山村的一個深山小院里，赤塅完全小學（以下簡稱：赤塅完小）校長尹鵬波正在給莎莎上數學課。

　　莎莎列好豎式，商9，接下來幾秒鐘，捏了捏筆，不知道怎么算。

　　尹鵬波拿起筆問她，剩下25，5乘以多少是25？

　　遲疑了幾秒鐘，莎莎在豎式上面寫上了“5”。

　　莎莎今年11歲，本應該在赤塅完小讀五年級。兩年前被確診出艾滋病后，莎莎上學的努力遭到了其他學生家長的強烈反對，經過一年多的反復拉鋸，莎莎還是失學了。

　　第二次失學后，尹鵬波主動請纓，為莎莎單獨開課。

　　“這不是最好的方案，但也沒有更好的辦法。”流沙河鎮中心學校聯點人彭潘桃說。

　　寧鄉縣教育局官員則坦承，“現在的做法違反了未成年人保護法，艾滋兒童有受教育權利，但在目前情況下，保了一方，勢必要犧牲另一方。”

　　專家估計，截至目前，我國像莎莎這樣14歲以下的艾滋病感染兒童大約有8000人。他們或多或少都面臨著和莎莎一樣的困境。

莎莎的病

　　從流沙河鎮出發，沿著663鄉道，一直往西南山區方向走。四米多寬的柏油路，剛剛修好。太陽一曬，一股瀝青味。

　　到了村里，沿著上坡路拐五六個彎，能看到零零散散的四戶人家，莎莎家在最深處。

　　莎莎和爺爺吳應秋、奶奶戴淑英、姐姐莉莉住在高山深處的平房里。

　　5月11日上午，莎莎一個人在家。她翻出了父母的結婚證，照片上是兩個穿著白襯衣的男女，蓋章的地方寫著2000年5月17日。

　　2006年3月，她七個月大時，媽媽因病去世；2015年4月，爸爸又因為艾滋病去世。這張照片成了她和他們之間唯一的聯系。

　　莎莎的爸爸吳鵬飛究竟何時感染了艾滋病，現在已無從知曉。吳應秋記得，2010年，吳鵬飛從廣東打工回來，曾和戴淑英說，他得了艾滋，會死。

　　老兩口從醫生那里打聽得知，艾滋病是傳染病。

　　吳應秋一輩子沒出過湖南，他想的是，艾滋病不就是和非典一樣，還沒有瘟疫嚴重——在他的字典里，瘟疫是最嚴重的病。

　　2014年的一天，吳應秋發現，莎莎的左邊臉腫起來了，帶到鎮上的醫院去看，沒查出什么問題。

　　戴淑英想一定是上火導致的牙齦發炎。很長一段時間，她每天給孫女沖板藍根喝。

　　都不奏效。接下來莎莎的脖子上也出現了類似她父親的膿包。2014年7月，長沙市第一醫院，一份檢驗結果證實了吳家的擔心——莎莎被確診為艾滋病，來自母嬰傳播。

　　這意味著，當年莎莎母親去世，可能也是因為艾滋病。“但是鎮上只檢查出來腦瘤。”莉莉回憶。

　　2014年9月1日，本是四年級開學的日子，莎莎向學校申請休學一個學期，輾轉在長沙看病。

　　7個月后，莎莎的父親病情加重，去世了。

艾滋來了

　　葬禮上，吳應秋燒掉了兒子穿過的所有衣服、用過的被子、臉盆、水桶。

　　正是暮春時節，高山村盤山路兩邊的稻田馬上要播種，烤煙已經冒出了小綠苗，魚塘里的魚游來游去。高山村有2000人左右，是流沙河鎮勞務輸出大村之一。年輕人們都外出打工了，村子里大多是老人和婦女，以及留守兒童。

　　這是高山村村民第一次知道“艾滋病”。

　　50歲的羅素珍總會想到一個場景，越想越害怕——吳鵬飛和他們一起打牌時，食指在舌尖蘸點唾沫，啟牌，再蘸，再啟。“不知道會不會傳染。”羅素珍趕緊找到以前和吳鵬飛一起打過的撲克，扔了。后來一打聽，其他牌友也把吳鵬飛摸過的牌扔了。

　　接下來的一個月，村民們像躲瘟疫一樣躲著莎莎一家——村子里有紅白喜事，只要吳應秋和戴淑英坐的那桌，大家盡量不坐；莎莎和莉莉上學路過鄰居家，大家都躲得遠遠的；原來一直和莎莎玩的朋友，也不到她家里來找她了。

　　風言風語傳到戴淑英耳朵里，她有點敏感。對兩個孫女說，不要找其他小孩玩。

　　本已經住在高山最深處的吳家，一時間，從物理和心理上，都被高山村隔絕了。

　　面子上掛不住，吳應秋決定，一家人去寧鄉縣疾控中心做檢測。

　　2015年4月20日，檢測結果出來，吳應秋、莉莉艾滋病初篩的結果是：陰性。醫生告訴他們，陰性就是沒得病。

　　吳應秋拿著檢測結果，挨家挨戶找人絮叨“我們沒有病”。幾次下來，檢測報告已經被揉得皺巴巴。

　　村民們敏感的神經終于稍微松弛了。但有村民還是發現了問題：怎么一直沒有看到莎莎的檢測結果？

　　高山村不大。莎莎的病，瞞不住了。

家長們坐不住了

　　斷斷續續休學一個學期，2015年4月，莎莎要回到學校讀書了。因為已經到了后半學期，她只能繼續留在三年級。

　　赤塅完小，是赤新村和高山村兩個村子附近唯一的學校，一共六個班，一個班就是一個年級，有30個左右的學生。

　　莎莎得病的消息，像病毒一樣，從高山村到了隔壁的赤新村，以及三公里外的赤塅完小。

　　回校第一天。班主任楊老師把莎莎的座位安排在教室緊靠墻的一邊，自成一列。

　　初夏時節，天氣漸漸熱起來，莎莎左側脖子上的淋巴已經在流膿，招來了蚊子和蒼蠅，老師給她腳下點上了蚊香，還跟其他學生強調，要多照顧莎莎。

　　赤新村村民陳大姐聽孩子回來說起，滿腦子都是蚊子叮完莎莎，再叮自家孩子的畫面。她跟老公說，趕緊去找學校。

　　住在陳大姐家對面的閩奶奶也著了急，孫子的爸媽都在外面打工，孩子被傳染了可怎么交代。

　　莎莎同學玲玲的爸爸楊波也坐不住了。

　　第二天一大早，還沒上課，十幾個家長來到學校找校長。

　　玲玲記得，那天早上，學校操場上停滿了摩托車——都是來找校長的家長。

　　家長們向校長建議，讓莎莎回家去治病，不要再上學了。“村民們都知道她爸媽是怎么死的，評論很不好，不能讓她和我們的孩子混在一起。”楊波情緒有點激動。

　　按家長們的回憶，當時校長和班主任拿出了艾滋病宣傳手冊，跟家長們說，艾滋病的傳染方式只有血液傳播、性傳播和母嬰傳播三種，不可能通過蚊蟲叮咬和日常交流等方式傳播。

　　班主任楊老師則近乎哀求地跟家長說：“讓她在這讀書算了，沒有問題的。”

　　溝通無效。

　　看學校沒什么動靜，家長們陸陸續續把孩子轉到其他村的小學，幾天下來，莎莎班上有一半的學生轉走了；還有一些，干脆在家里待著，不來學校；其他班級，也陸續有學生轉走。

　　“當時班上只剩下五六個同學。”玲玲說。

“你不能在這里讀書”

　　一周后，赤塅完小校長辦公室。

　　寧鄉縣教育局工作人員、主管赤塅完全小學的流沙河鎮中心學校聯點人、赤塅完全小學的校長、班主任，還有來自各個年級的五六十位家長，吳應秋和莎莎，一起開了一個家長會。

　　教育部門的工作人員跟家長們解釋兩點：第一，艾滋病日常不傳染；第二，莎莎有上學的權利。

　　寧鄉縣教育局綜合計生科科長黃為明說，為了讓家長們打消顧慮，教育局專門請了疾控中心的專家在現場講解，告訴家長們蚊子叮咬完莎莎之后，再咬其他孩子12000次才會感染；還跟他們解釋艾滋病的三種傳播方式。“當時有家長說，你們說得對是對，但我還是邁不過心里的坎。還有學生家長甚至提出說讓教育局給他們打包票，如果有一天，孩子感染了，要我們負責到底，這個我們是不能答應的。”

　　黃為明說，教育部門和學校協調之后提出，在學校里單獨給莎莎設一個教室，老師輪流來給她上課。家長也不答應，他們說，只要莎莎在學校，孩子們就有可能一起玩，就有接觸和感染的可能。

　　參加了會議的流沙河鎮中心學校聯點人彭潘桃回憶，當時的感覺就是左右為難。“一邊要家長滿意，一邊又要保證莎莎不輟學。”

　　談了一兩個小時，沒有結果。

　　楊波承認，當時他的態度很堅決。“現在農村也都只有一兩個孩子，即使有萬分之一的可能，也不可能讓自己的孩子去冒險。”

　　楊波說，一方面，他愛自己的女兒；另一方面，他又覺得莎莎已經是孤兒了，很可憐。“但在別人的孩子和我的孩子中間，我只能選自己的孩子。”

　　遲遲談不攏，有些家長情緒激動，指著莎莎吼：“你不能在這里讀書！”

　　聽完這句話，莎莎淚水簌簌落下來，拉著爺爺的手要回家。學校也很委婉地跟吳應秋說，先回家吧。

拉鋸戰

　　吳應秋不甘心。他有兩個兒子，一個做了別人家的上門女婿；一個得了艾滋病死了。他現在只有兩個孫女了，她們是他全部的希望。

　　2004年，國家針對艾滋病人出臺了“四免一關懷”，后來又陸續出臺了關于艾滋病遺孤救助的政策。從莎莎爸爸去世開始，每個月，倆姐妹分別可以從民政部門拿到兩項合計近900元的補助，莎莎看病的錢也可以報銷。

　　寧鄉縣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科工作人員宋立平說，莎莎一直是重點扶助對象，她每三個月到長沙醫院拿藥都是免費的，過年過節，也會給一定的慰問補助，2016年莎莎還被納入了湖南省民政項目優先申請人。

　　吳應秋從不擔心兩姐妹的生活問題。但莎莎讀書的問題，是心頭病。

　　寧鄉縣教育局宣傳教育科科長陳凱安告訴記者，對莎莎讀書的問題，教育部門已經盡力在幫忙協調，派專人到高山村對莎莎進行心理輔導，提高她面對困難的能力，做了赤塅完小部分家長的工作，減少他們心理上的排斥，但效果還是不理想。

　　家長們也在未雨綢繆，雖然莎莎暫時不去上學，但他們擔心9月開學，莎莎再回來。

　　高山村村支書謝知生回憶，去年夏天，至少有五個家長找到他，跟他說，吳應秋家的小孫女得了艾滋病，還想回赤塅完小讀書，你得趕緊幫忙做做工作，千萬不要讓她回學校了。

　　“我也沒法協調啊。雖說村民是我們村的，學校也不歸我管啊。”謝知生說。

　　流沙河鎮中心學校聯點人彭潘桃回憶，鎮中心學校這邊掌握的情況是，只要學校這邊態度有松動，家長的態度就會出現反復。這段時間，更像是莎莎一家、教育部門、學生家長之間的一場拉鋸戰。

再次失學

　　眼看新學期快開學了。吳應秋很著急。

　　他想到了縣城里的一家民辦小學。離村子七十多公里。

　　2015年8月28日，新學期伊始，莎莎從爺爺那里得到消息，她可以到縣里的一所小學讀書了。

　　這一次，莎莎就讀四年級。

　　莎莎發現，這個校園比村子里的校園大多了，還有好幾棟教學樓。同宿舍的7個孩子，也都成了她的朋友，她們一起在樓道里跳皮筋、跳格子。

　　但孩子們還是感覺出了她的異常。“她的脖子上有傷疤，她爺爺說她不能用洗發水和沐浴露。”同宿舍的同學琪琪說。

　　兩個月后的一個周末，吳應秋接莎莎回家。被同村一個同來接孩子的村民看到了。

　　很快，莎莎是艾滋病人的消息，全班家長都知道了，接著是全年級、全校。

　　家長們通過學校QQ群，向學校提出訴求——第一，如果這個小孩繼續在這里讀書，我們的孩子就退學；第二，學校盡快想辦法解決這件事。

　　時任該校副校長的李林有些為難，三千學生，背后就是六千家長，上萬的爺爺奶奶姥爺姥姥，這個事情不太可能壓下去；另一方面，他又同情莎莎的遭遇，她已經受到足夠多的傷害了，不能讓她再次受傷。

　　思前想后，李林想保護莎莎，讓她在學校里待著，多一天是一天。

　　他在QQ群里回復，學校目前還不知道這個事情，要先去了解。

　　拖了快一個月，李林覺得有點崩潰，“瞞不下去了。”李林告訴記者，以目前全社會對艾滋病的認知程度來看，群眾的恐慌是沒法控制的。這是不可調和的矛盾。

　　期末考試前幾天，李林專門和兩位老師一起坐車送莎莎回家。這一次，莎莎沒有哭，沒有鬧，有點暈車的她靜靜地躺在李副校長的懷抱里。

　　“經過赤塅完小的事情，她可能已經習慣了。”李林說。

一個人的課堂

　　兜了一大圈，莎莎又回到了家里。

　　莎莎重新回到村里后，鎮政府、鎮中心學校、赤塅完小緊急開會，提出了三種方案：第一種，送莎莎去山西臨汾的紅絲帶學校，邊上學邊治療；第二種，送莎莎去衡陽的南華大學附屬南華醫院住院治療；第三種，由赤塅完小找老師上門來教。以上三種方案涉及的費用由行政和教育部門資助。

　　莎莎不同意第一種，她不想離爺爺奶奶太遠；吳應秋不同意第二種，他覺得孫女的問題不是治病，而是讀書；最后，只剩下第三種方案。

　　解決莎莎上學的問題，落在了赤塅完小新到任的校長尹鵬波身上。早在鎮上一所中學當老師時，他就聽說了莎莎的事情。沒想到，最后這個“重任”落在了自己的肩上。

　　從今年3月開學開始，尹鵬波和另一位老師每周半天時間來給莎莎上課。尹鵬波教數學，另一位老師教語文。

　　去了兩次之后，語文老師不愿意再去了，“我還年輕，還沒生孩子。”

　　尹鵬波也忐忑，他承認，和其他人一樣，他也恐艾——他盡量不在莎莎家里吃飯喝水，回家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手。

　　尹鵬波說，讓莎莎回學校，對其他學生不公平，另一方面，又很同情莎莎。現在這樣，似乎是最好的辦法了。

　　陳凱安認為，尹校長送課上門的方式，并不是最理想的方式。最理想的狀況是讓莎莎回到校園里，和其他孩子一起上學。“作為教育行政部門，現在我們的做法是違法的，違反了未成年人保護法，還有國家關于艾滋病感染者合法權益保護方面的相關法律。但在目前情況下，保了一方，勢必要犧牲另一方，我們只能保大部分學生。”

這是一個社會問題

　　經過這場拉鋸戰，一些村民們承認，他們確實對艾滋病有了一些科學的認識，但還是恐懼——不敢喝莎莎家的水，吃他們家的飯，也不敢讓自己的孩子接近莎莎。“小孩子沒輕沒重，擦破了皮就會有感染的風險。”一位村民說。

　　赤新村的閩奶奶一直認為，送莎莎去山西的紅絲帶小學，是最好的解決辦法——能治病又能讀書，最重要的是，莎莎離得越遠，她的孫子就越安全。

　　直到現在，聽到有人提到莎莎的名字，家長們就會條件反射般地問：“這小女孩沒有再回學校了吧？”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家長們皺著的眉頭放松，隨后，又感嘆：“這個小女孩無父無母又沒法讀書也是可憐。”

　　這種矛盾的心理，契合了2007年相關學者作出的研究。在針對黑龍江、河南和北京三地的582名學生的家長調查發現，95%的受訪家長同意感染艾滋病的學生有受教育權，但只有32.1%的家長同意自己的孩子與感染艾滋病的學生同班學習。

　　專家分析，每個人都有趨利避害的心理，歧視行為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自我保全行為，是正常的生理性排斥。

　　中國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吳尊友說，盡管我們國家的相關法律法規已經明確說要保護艾滋病患者的就學、就醫、生活救助等各方面的合法權益，但是在執行的過程中，還是會遇到很多主管部門不能左右的情況。

　　吳尊友認為，最根本的是加強艾滋病的宣傳教育，特別是在農村地區。每個人對艾滋病的認識都需要一個過程，了解多了也就不再擔心和恐懼了。

　　寧鄉縣教育局宣傳教育科科長陳凱安說，我們也在嘗試宣傳，讓大家消除恐懼，但是這不只是教育的問題了，整個社會對艾滋病的認識還沒跟上，這是一個社會問題。送莎莎回學校還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而且估計還會很艱難。站在法與理之間，我們也很為難。莎莎年紀還小，以后讀書的路還很長，要怎么辦，我們也很傷腦筋。

　　據新華社報道，截至2015年10月底，全國報告存活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共計57.5萬例，死亡17.7萬人。而按吳尊友的估計，通過母嬰傳播患上艾滋病的14歲以下兒童有8000人左右。他們中的一部分仍在遭遇“上學難”的問題。

　　為莎莎單獨開課的新聞被媒體報道后，尹鵬波被網友稱為“最美校長”。

　　尹鵬波覺得他沒那么高尚。“我也不知道我能堅持多久，或許教完這個學期，我也堅持不住了。”

　　吳應秋時常對著房間里一面貼滿了兩個孫女獎狀的墻壁發呆——小學的問題算是暫時解決了，可是，初中呢，高中呢，以后呢？

　　（文中未成年人均為化名。應受訪者要求，部分采訪對象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