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天津港爆炸事故滿一個月。中新社記者從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險品倉庫特別重大火災爆炸事故現場新聞中心得到信息，截至9月12日下午3時確認：事故遇難人數55人，搶險救援犧牲人數110人。

　　在搶險救援中犧牲的110人中，包括公安消防人員24人，天津港消防人員75人，民警11人。

　　目前，尚有8人失聯，其中天津港消防人員5人，其他人員3人。住院治療人數218人，其中危重癥3人，重癥2人，累計出院580人。

天津爆炸一月后：被改變的生活再難回去

　　老李要走。當他聽說爆炸現場要封堵入海口時，就想過帶著5歲的外孫離開天津。

　　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險品倉庫爆炸后數日，天津下了雨，馬路上雨水泛起泡沫，有淋過雨的人出現皮膚紅癢。一時間，“天津雨水有毒，不要淋雨”的消息迅速傳播。

　　天津市環保局總工程師包景嶺在新聞發布會上表態，危化品爆炸產生的環境影響都在可控范圍，請市民放心。

　　老李在電視上看到這一幕，還是帶著外孫走了，他覺得“不放心”。

　　爆炸給天津港留下一個直徑100米、深6米的大坑，上千噸溶解了未知化學物的廢水從這里運走，污染土壤的修復方案仍在研究。

　　這個被形容為“流膿瘡口”的爆炸點，在兩個月后或將開建公園。濱海新區計劃用24公頃土地建造海港生態公園，以修復環境。

　　9月11日，官方公布了165名在這次爆炸中遇難者的名單，另有8位失聯者被確認已無生存可能，法院將啟動宣告死亡的法律程序。

　　爆炸后一月，震蕩漸漸平息，受損的環境正在修復，但對像老李一樣的部分天津居民，特別是在爆炸中受損小區的居民們，恢復可能才剛剛開始。

　　爆炸的烙印依舊清晰。曾在這里生活的人，有人離開，有人沉默，有人反目，有人等待。

離開

　　8月19日，天津運管部門退休干部老李開車載著外孫，駛向京滬高速，他打算離開天津，去北京的女兒家里住上一陣。

　　8月13日，他在新聞里聽到關閉爆炸現場三個入海口的消息，心想著，“孩子怎么也比大海要脆弱吧”。

　　直到雨天來臨，“泡沫雨”和“神經毒氣”傳言又起，老李下定決心要走。

　　在天津開發區康師傅公司上班的河南人陳姐也走了，她窩在出租屋里看了幾天電視，發現老鄉都回家了，“小區里和小吃街上擺攤的老鄉全走了，我就也走了”，她帶著孩子回了安陽。到9月7日，陳姐又回到天津上班，“我想著就算有毒也該散沒了”。

不少在濱海新區務工的外地人接到了放假通知，餐飲店在爆炸后也關門歇業，只有網絡外賣提供送餐服務。

　　跟老李同一天離開天津的，還有和他一起退休的老伙計，“（他們中）家里有小孩、在外有親戚的，都走親戚去了，光在北京的就有3個。”

　　一些年輕人則攜家帶口，到更偏遠些的天津薊縣度假，在農家院里躲避“不受信任”的空氣。“直到開學后，我們這里的房間供應才不緊張了。”薊縣一位農家樂老板說。

　　爆炸發生剛開始的一段時間，事故核心區周邊停滿了各種環境監測車輛，移動監測點位的數據隨時發回指揮部。

　　頻繁出現在公眾面前的天津市環保局總工程師包景嶺在發布會上說：“雨水讓爆炸核心區還未清理的地面殘留氰化物轉為溶水的氰化氫，在酸性條件下可能逸散，影響周邊環境。但這些情況都在我們的嚴密監控之中……請大家放心。”

　　一些動物也在悄然離開這座城市。

天津濱海新區濕地保護志愿者協會秘書長王建民發現，爆炸點東北方向約6公里的一處候鳥棲息地，原本要在11月飛往南方過冬的兩萬只水鳥，爆炸后蹤影全無。他想不出所以然。

“這個季節應該是鳥類最多的時候。”8月14日，王建民像往常一樣驅車來到棲息地，自3月下旬就從江浙一帶遷至此地繁衍的反嘴鷸、黑翅長腳鷸等十幾種水鳥，幾乎都不見了。他咨詢一些鳥類專家，大家都感到不解。

　　連續數日，王建民每天沿著海岸線尋找水鳥，最遠到了120公里外的唐山樂亭，都沒有發現蹤跡。“動物對環境的感知最敏銳，這些海灣地區的生態究竟受到什么影響，還需要專業人士進一步考察研究。”

　　王建民告訴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更讓他擔憂的是棲息地再往東3公里外的海灘，那是一處國家一級保護動物遺鷗的棲息地，“聚集了差不多來自全世界的12000多只遺鷗”。

　　9月正是遺鷗遷徙至此的時間，王建民幾乎每天都要去記錄飛來棲息地的遺鷗數量，試圖分析這個區域生態環境是否已發生變化。

婚房

　　萬科海港城的業主曹陽，在天津市區的出租屋里度過了爆炸后的第一個月，原本計劃10月結婚的婚房，也在爆炸中被毀。

　　8月12日晚，曹陽邀了朋友在家中小聚，聊著婚禮的安排。當晚11點半左右，“轟”的一聲巨響，婚房的玻璃窗帶著金屬框架往屋里沖，朋友本能地伸手去擋，“骨折了，玻璃劃破頭，縫了十幾針”。

7月份，曹陽和未婚妻剛搬進新家，原定于10月24日舉辦婚禮，請柬都已給親友送了個遍。突如其來的爆炸，毀掉了他的新婚計劃。

　　2012年，他從東北到天津打拼已近十個年頭，在濱海新區萬科海港城買下一套90多平方米的兩居室，定居下來。一百萬元的購房款幾乎花掉了這個27歲年輕人的所有積蓄。

　　30歲的鄰居李文君2011年在萬科海港城買下房子，生活穩定后，“終于可以要個孩子了”。

　　2015年8月，李文君已是一個全職孕婦。為了迎接新生命的降臨，懷孕后她就沒再上班，堅持早睡早起，還接了父母過來同住，方便照顧即將出生的孩子。

　　12日晚，李文君早睡如常，被第一聲爆炸驚醒時，她以為地震了，全家人慌張地準備逃生。第二次爆炸在30秒后沖擊了他們的房子，“玻璃碎片像雨一樣砸在床上”。

　　28樓往下的電梯已經扭曲變形，李文君挺著大肚子從消防樓梯一步一步往下走，直到連夜逃至天津市區后，她才感覺身上有劃破的傷口，痛。

　　濱海新區政府與開發商協調，最初計劃以購房款1.3倍的價格回購損毀房屋，給予業主賠償，但很多業主不愿意，“現在這個錢很難在附近買到質量一樣的房”。

　　曹陽拿著政府補貼的6000塊錢，在天津市里租房住著，“合同一年一簽，租房押一付四”，忽然多出一大筆日常開支，讓他有點“消受不起”。就在幾個月前，他剛花十幾萬元為新房添置了家具。

李文君變得很敏感，“打雷或動靜大點兒的聲音就害怕，睡不著”。爆炸帶來的陰影積郁在她心里，幾天前去做孕檢時，醫生說她有點妊娠高血壓，“胎兒的發育出現遲緩”。她很擔心，尤其是這幾天從新聞里聽說美國“9·11事件”參與救援的許多人患上癌癥后，她只希望孩子能健康出生。

　　房產開發商答應以市場價1.3倍的價格回購受損房屋，曹陽在回購協議上簽了字，但他還在等市場評估結果。“我們沒時間打官司，更不可能上訪，一天不工作就一天沒收入。”曹陽說，現在的生活讓他無可奈何。

　　李文君堅持沒簽字，她不認為這個價格能彌補爆炸帶來的破壞，“有些損失是金錢買不回來的。”

　　倉皇逃離的爆炸夜，她和丈夫忘記帶走結婚戒指，再回家取東西時，發現戒指已經不見了，連同一些洋酒和自行車被盜，只剩下開裂的墻壁和亂成一團的家具。

沉默

　　爆炸波及的不止周邊居民，還有離事故地較近的部分企業。

距離爆炸點3公里外的一間凍品倉庫，千噸冷凍肉品在爆炸后腐爛，50米開外就能聞見刺鼻的臭味。

　　“爆炸發生后，我們第一時間就發現了氨泄漏。”這家冷鏈物流公司的員工葛文強回憶，8月12日當晚，爆炸沖擊波損壞了冷庫的制冷設備，用于制冷劑的氨氣發生泄漏。他們打了119求救，但爆炸現場“讓消防力量根本無暇顧及我們公司的氨泄漏”。

　　近一個月過去，倉庫中大約3000噸肉品已腐爛發臭。穿白色防化服的員工在倉庫中進出，冷凍肉還裹著塑料膜，堆在庫房外的空地上，“員工冒險搶運了一批出來，可能只有十分之一”。

　　“因為我們貨物的損失，導致下游加工業的客戶沒有貨源，損失的遠遠不止擺在這里的貨值。”上海某外貿公司的運營總監郝娜說。

　　郝娜已六次往返天津，一直沒能解決公司價值2700多萬元凍品損失的賠償問題，“新西蘭、澳大利亞進口的牛羊肉，幾乎都腐爛了”。

　　葛文強認為，公司也是爆炸事故受害者，貨物損失的后果不應由公司獨自承擔。

　　濱海新區有關管理部門已介入協調處理，并書面承諾，先對腐爛凍品無害化處理，再協調保險公司進行理賠；暫無法理清責任的貨物，則由政府代償直接經濟損失。

　　監管部門和肇事企業瑞海公司的人員也受到事故波及。

天津市安監局一位不愿具名的內部人士介紹，副局長高懷友被控制后，單位成為事故的直接責任方，“內部氣氛很緊張”。盡管正常工作未受影響，但“上班都很沉默，同事之間也不敢亂說話，怕被打小報告”。

　　肇事企業瑞海公司副總經理尚慶森的父母，已在家中閉門半個多月，8月19日尚慶森出院回家后，同樣再沒出過門。尚家鄰居說，以前尚父每天都會去自己家的修理廠上班，“爆炸后就再也沒見過他們”。

　　在爆炸中喪生的瑞海公司員工陳貞則給家里留下一個大難題——他與現任妻子是二婚，盡管育有一子，但沒有領過結婚證，陳妻與陳父陳母為了賠償款的分配，“成了仇人”。

　　“把孫子留在陳家，或者她帶著孩子在陳家生活，可以考慮均分；如果帶著孩子改嫁，就再協商。”陳貞的舅舅說。

“危化品業”的變化

　　爆炸事故第三天，8月15日，天津市曾緊急召開安全生產大會，要求對危化品、易燃易爆物品生產、經營、倉儲、運輸企業和單位，進行拉網式排查，重點檢查安全生產條件、主體責任落實、港口危險貨物生產經營資質等。

　　石家莊司機王成比原定計劃在天津多待了十幾天，他在天津港等著提貨。爆炸后，港內限制提取所有危化品倉儲貨物，直到9月5日才開始放貨。王成說，延期存放的費用“承受不起”。

　　危化品倉儲行業或許已開始新一輪“洗牌”，安琪明顯感受到，“檢查力度在加大”。

　　安琪在天津廠庫房信息平臺工作，爆炸發生后，沒有資質的小倉庫將之前存儲的危化品貨物，轉移到有資質的倉庫，“小倉庫不敢接單，幾乎所有正規的倉庫都爆滿了。”

　　在濱海新區經營一間危化品倉庫的章賽聽說，港口有七八家比較大的倉儲企業都被責令關停，“小的就更數不清了”。

　　南開大學嚴天鵬等人曾在2010年考察過天津市危化品倉儲物流情況，并撰寫文章《天津市危險化學品倉儲物流現狀考察》。其中指出：天津市許多危化品以老企業居多，經營特點是品種多、儲量大、批量小、批次多；許多庫房建于上世紀70年，已不能適應現代危化品存儲的等級要求。

　　章賽經營的各類級別倉庫共一萬多平米，近期已全部儲滿危化品貨物，尤其是甲級資質的倉庫，“現在全天津都找不到一家空的”。

　　供不應求的危化品倉庫推高了貨物存儲價格。原漢沽區一名倉儲企業負責人介紹，他們公司2000平方米的倉庫已存滿貨物，級別最低的丙類倉庫價格從原來的1元／平米／天翻了一倍，“以前最高也不會超過一塊三”。

　　章賽介紹，現階段乙類倉庫可能需要3.5元／平方米·天，價格翻了一番，而且一庫難求，不少客戶只能將貨物轉運到臨近的青島港去。他說，以前還能打點擦邊球，把乙類的貨放到丙類庫，“現在找遍天津也沒人敢亂放”。

　　但并不是所有事情都變了。

老李曾長期在運管部門工作，在北京待了一個月后，爆炸事故仍讓他對危化品運輸管理領域的現狀憂心仲仲。他說，天津有那么多危化品運輸車，如果有檢查不認真的，就有可能變成一個“流動炸彈”。

　　“只要交費，全部合格。”老李說，運管所下面的二級維護驗車點大多“沒認真審驗過車輛”。放在爆炸前，他沒覺得“形式化檢查”是個事兒，但現在就害怕了。（為保護個人隱私，文中部分人名為化名）澎湃新聞記者 趙孟 孫利榮 丁雨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