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許多來北京打拼的大學畢業生來說，“大學生求職公寓”里的一張床鋪可能是他們開始的地方。

　　這是“專門為來北京求職、在京工作的大學生提供住宿的家庭式公寓，地處繁華地帶，交通便利”。一家大學生求職公寓的官方網站上這樣介紹。這類求職公寓大部分由商品房改造而成，一套三居室的房子里能放下20多張上下鋪，還有的隔斷出租。

　　求職公寓集中在中關村、建國門、崇文門和雙井地鐵站這些地標建筑附近的小區里，尤以雙井地鐵站附近最為密集，僅百環家園、九龍花園等小區周邊，就有50多家。

　　公寓最大的優勢是價格，月租400～900元不等。部分也以天計價，每個床位最低的每日15元，最高的40元，有女生公寓、男生公寓和混住公寓。對于尚在實習或剛畢業的大學生來說，他們很難在北京找到比這更便宜的宿舍了。據前述公寓的官網介紹，該公寓已接待了近5000人。

100平方米的公寓住20個人，陽臺上也擺著一張床

　　考研失利后，畢業于徐州醫學院的趙蔚在網上找到一份房產中介的工作，只身一人來到北京。第二天，經同事介紹，她住進了東二環附近某小區的求職公寓。

　　趙蔚上一次來北京是大二時來旅游。那時她覺得北京“又大又好”。到北京工作后，她總是覺得“新鮮有沖勁”。每天早上8點左右，趙蔚和她的同事出門步行一條街的距離，便可到達上班的地點。

　　求職公寓所在的小區環境不錯，干凈衛生。每天清晨或傍晚，都會有人在樓下的園子里鍛煉身體。小區4個門都有保安把守，門口貼著“禁止園區穿越”告示。

　　小區內主要為16層高的電梯商品房，出入須打開密碼鎖。趙蔚所住的求職公寓就在其中一幢里。住在求職公寓里的租戶會刻意保持與其他住戶的距離，“碰到了也不會打招呼，就怕被別人知道是群租，然后舉報我們”。

　　公寓是一套兩室一廳的房子，102平方米。趙蔚住在衛生間旁的4人間，內有兩張上下鋪，顯得擁擠不堪。向著廚房的是一個6人間，目前住了5個女生。最寬敞明亮的是客廳，擺了5張上下鋪，共10張床，現在住了8個人。

　　小區周邊商圈環繞，且離地鐵站公交站都很近，作為房地產中介，趙蔚深知附近的房價之高。“我住的這套公寓七八百萬元，”趙蔚說，“每個月800元的房租，其實還是很劃算的。”

　　趙蔚所在的4人間里目前住了3個人，她、一位50歲左右的外地阿姨，還有正在北京實習的張羽。屋里除了床，還擺著一個五層的置物架，窗邊、床底下摞著一個個大紙箱，“大家都用它來放東西”。唯一的裝飾是窗戶旁掛著的一盆吊蘭，同屋的阿姨會定期給它澆水。

　　屋里放著一個公用的塑料凳子，地板早已由原本的黃色褪為褐色。每天早晚會有一個保潔來公寓清理衛生，但4人間的阿姨并不愿意保潔進這個屋里，“那公用的拖把多臟啊，何況她還要打掃那么多家，哪能打掃干凈，我倒寧愿自己打掃。”

　　這里的床鋪都是典型的1.2米寬的宿舍上下鋪，床頭床尾都掛滿了衣服，“沒辦法，衣服太多了，又沒有柜子，只能找地方掛起來了”。張羽將洗后的衣服也掛在床沿。她說：“陽臺每天都掛滿了衣服，我只能把衣服都掛在這里，根本曬不到太陽。”

　　趙蔚住上鋪，她常在床上吃零食，還在床頭掛了一個塑料袋，“休息的時候就不想下床，垃圾就都扔這了”。

　　相對于客廳的上鋪每月700元、下鋪每月750元，4人間和6人間要貴些：上鋪月租800元，下鋪850元。“如果一次交三個月的房租，可以讓房東給你優惠，大概能抹去150塊。”

　　盡管離單位近，不用起特別早，但趙蔚每天工作12個小時。有時為了幫客戶過戶，還得凌晨3點起床和同事騎自行車去房管局排隊。

　　趙蔚的同事萬琳住在求職公寓的客廳。她畢業于山西一所普通高校的會計專業，原本通過考研大關的她有讀研究生的機會，當學校研究生招生辦給她打來復試通知的電話時，“因為家里連1萬元的學費都拿不出來”，萬琳最終還是選擇了回絕。“家里人根本不知道我能上研究生，我也不想給家里增加經濟負擔，就算讀了研究生，也還是要出來步入社會的”。

　　放棄讀研后，萬琳開始給各大單位投遞簡歷。她最想去的是太原某家企業，“在那里可以從事我的專業”，但對方告知必須要有出納證才可應聘上崗，“即便我有會計從業資格證、人力資源等各種證書，也還是沒用”。

　　距搬離學校宿舍還有10天的時候，萬琳通過校園招聘找到了北京這份房產中介的工作。“一開始也沒想到自己會干房地產，”萬琳說，“一方面是我的無奈，怕自己無處可去，另一方面也是想在北京‘掙快錢’。”

　　萬琳買了一張學生票，兜里揣著300塊錢上了火車，上車后卻被乘務員告知不支持該區間，要求她補90元票價。“我真不愿意把錢給她，給了她我在北京吃什么住什么？我什么都沒有了。”萬琳說。當時，在同一節車廂里，一位站在列車過道上婦女因被要求補票哭，“看見她哭我也哭了”，或許是于心不忍，最后乘務員只讓萬琳補了30元票價。

　　萬琳比趙蔚早來北京一個月，來北京的第一天，同事幫她在這個小區找了一間求職公寓，“我挑最便宜700元床位住，但這個價格還是比我預想的高”，她向同事借錢交了第一個月的房租。

　　萬琳和趙蔚難得休息，就連每周一天的休息日也可能接到突發任務。“我對現在很滿足，每天有事做就行，我不想讓自己太碌碌無為了。”萬琳說。

　　來北京做調研的王蕊和李倩曾經在雙井附近的一間求職公寓住過。那是一個兩室一廳一廚一衛，一進門便可看到客廳兩壁上下鋪一個接一個整齊地擺放著；不到13平方米的房間，擺著3個上下鋪；就連衛生間與廚房的過道里，也擺著一個上下鋪。過道另一邊，放著一個柜子，這是租客鎖貴重東西的“保險柜”，每個人一小格，能放下一個書包。

　　“逼仄”，是她們進屋里想到的第一個詞。在王蕊看來，最為夸張的是，陽臺擺著一張單人床，單人床上方不到50厘米處則掛滿了衣服。但這張床不常有人睡，王蕊來的第一天沒有床位，就在那里睡了一晚，“有時候一個翻身就能夠著上方的衣服。”

　　李倩的下鋪是一個大學畢業后來北京已兩年的女生，她在一家私人教育機構教英語。周末休息的時候，這個女生哪里也不去，打開電腦看視頻，甚至吃飯都在床上。

住在這里的人生活里充滿緊張

　　住這類公寓的有像趙蔚一樣大學畢業后做著房產中介的工作，拿著剛入職3000元左右的工資；有大學畢業后來北京做導游、銷售的，月薪2000元到1萬元都有；還有在做投資的女生，每月工資輕松過萬；還有領著每月1000元左右補貼的大學實習生。

　　有人上夜班，有人一大早起床趕地鐵，“大家上班時間都錯開了，所以顯得也不是那么擁擠”。

　　那個做投資的女生是北京人，家住得遠，平常談生意都在這附近的商圈或辦公樓里，干脆租了個鋪位，偶爾趕不及的時候來住住。

　　許多求職公寓聲稱須查看大學畢業證才能辦理入住，但事實上，登記身份證就夠了，有的連租賃合同也不用簽。

　　金麗住進某男女公寓的第一天，房東登記了她的身份證，和她簽了合同，一張打印的A4紙，“上面寫著房費押金和雙方要遵守的一些規則”。

　　在這間公寓里，每天都有很多人進進出出，上下班的，看房子的。房東并不會太關心租客們的一舉一動，唯一的條件是每月準時交房租。

　　趙蔚剛來的時候一次性交足了三個月的房租，三個月后，她開始每個月交一次。“最近經濟有點拮據，每個月可能連3000元工資都領不到了。”趙蔚說，“而且誰知道哪天有什么情況呢。”

　　交房租的方式很新潮——微信轉賬。房東只有在催房租的時候才會偶爾過來一兩趟，“她一般都不來這里，還有別的生意要做。”4人間的阿姨說。在這住了兩年的李姑娘插話，房東是東北人，以前有三套公寓出租，現在只剩兩套。“還有一套是大房東收回去了，不租了。”

　　群租的生活總有很多不便，比如趙蔚和她的室友常抱怨房間離衛生間太近，“睡覺、起床都會聽到水嘩嘩的聲音”。

　　相處也是件麻煩的事情，“那么多女生，每個人性格都不一樣，碰到特別合不來的就慘了。前幾天剛住進來一個女生，當晚就和住在這的一個人吵架了。”原因是有人挪動了她剛搬進來的行李。

　　“再有就是蹲馬桶的時候，”趙蔚說，“你剛坐上去，就有人進來催你了。”

　　晚上9點到10點是李倩認為的“最恐怖”的擁擠時間。一天晚上她們調研回來，想去衛生間洗手，卻發現不到3平方米的衛生間已經站了5個人：一個人在內側淋浴，一個人坐在馬桶上和面前等待的一個女生聊天，還有兩個女生占著洗手池。“二三十個人共用一個衛生間，實在是太恐怖了。”李倩說。

　　此外，使用公共物品時，“大家都不是很愛惜”。廚房的冰箱是所有租戶共用，“里面什么東西都有，前幾天還發現了蟑螂”。廚房里有一個3米長的灶臺，上面擺滿了廚房用品，其中有四個大小不一的電飯煲，兩個鍋。

　　太臟了，“不知道多少人住過了，廚房和廁所都很臟，以前的人留下來的盆盆罐罐都塞在那里，洗手間看起來黑乎乎的”。張羽顯然比趙蔚更介意一些。

　　她甚至從來不用廁所和廚房，“我從來不坐上去，一般在單位上完廁所再回去。”“誰知道有什么傳染病啊，”她也曾動過要自己做飯的念頭，但還是“當即打住，也不可能購置鍋碗瓢盆太多，劃不來。”

　　混亂的公共設施偶爾會引發她們對于安全問題的擔心。幾乎每個上鋪床邊都搭著一個電插排，“這里的插排從來不拔下來。”趙蔚說。在衛生間，還擺著一個吹風機，天天接著電源，“那可是有水的地方啊，得多危險”。

　　住在這里的人生活也充滿著緊張，幾乎每棟求職公寓的大門后都貼著一張或幾張字條，上面寫的大多是禁止帶外人進入，不隨意開門。

　　“每當蹦出關于群租公寓的新聞我們都會很謹慎，”四人間的阿姨說，“但凡敲門都要問清楚是誰，就怕有人來查，我們就沒有地方住了。”阿姨住在這里的近三年期間，她并沒有遇到過查房的人。

有人把這里當成家，但對更多人來說只是一個過渡

　　很多人已經開始習慣這種生活，也許像官網上寫的，“已經對這個‘家’產生了感情”。趙蔚不忙的時候，也會和這里的同事一起聊天，用廚房做飯吃。

　　住在這里兩年的李姑娘收入不錯，但并不愿意搬走，“一個人住多不安全，這里好歹相互有個照應”。一位在北京工作了近10年的女生半年前住了進來，“一個人住太孤單了，一起住還有人說話”。

　　海南某高校畢業的朱瑤大部分時間都在找工作，每天一大早出門，到北京各大高校參加招聘會或者面試。面試后，朱瑤開始在網上搜尋各處的房子，“求職公寓只是我用來過渡的一個住所，主要還是想找單位附近的房子住”。她晚上10點多才回公寓，“快速收拾一下就上床，因為房東規定11點以后就關燈且不能洗澡”。

　　在北京面試了四、五家單位后，朱瑤進入了某企業實習，并搬離了求職公寓，“我比較喜歡有自己的私人空間，和很多人住在一起要照顧到大家，不能隨心所欲”。

　　和她一起搬走的還有金麗。在順利進入某媒體單位實習后，她總覺得“男女混住多多少少有些不方便”，在外另找了一個價格貴些的單間。

　　剛來求職公寓的時候，張羽還會和同公寓的人相互閑扯一下，“你哪兒來的啊，在北京找工作還是實習？”但實際上，直到她快搬走，“我連她們的名字都不太知道。”

　　她記得同屋的一個姐姐，做動漫設計的，工資有8000元，“我實在不明白她有錢了為什么還住在這種地方”。

　　離開公寓后，張羽偶然點開了那位的朋友圈，看到的卻是一根拉黑的直線。“這直線就像我在北京的那段日子，一片空白的意思吧。”她有些遺憾，“雖然大家都很努力地在這個城市打拼、尋夢，不過我從來沒有在這群年輕人身上看到‘我屬于這個城市’的幸福感。”

　　“他們當中很多人智商平平，家境平平，才氣平平，這樣的掙扎，我覺得就像給自己青春的一場名利謊言。”張羽說。

　　在北京打拼了4個月后，趙蔚現在覺得“心累”。每周與不同的客戶見面，隨時注意自己的言辭，“希望每一個客戶都能簽單”，而事與愿違，“社會就是和大學不一樣”，即便客戶不錯，還得提防自己的同事，“勾心斗角的事情常有”。最讓趙蔚氣憤的是，有一次原本屬于自己的業績卻都被領導判給一個同事，“我在經理面前哭了整整一天，他就看著我哭”。

　　萬琳在北京常感覺“不知道該怎么融入這座城市”，“家鄉人都說方言，親切，在客戶面前，說普通話的時候我偶爾會流露出一絲膽怯”。

　　她不喜歡現在的工作，辛苦，也沒賺到錢，看不到未來。“在北京，很多事不是你努力就可以的。我也要為自己考慮，不能讓我的青春就這樣白白給了這座城市。”

　　“現在覺得北京也就不過如此，除了機會多也就沒其他的了。”趙蔚搖了搖頭，“我想我在北京也不會長久待下去，但對于現在的我來說，還是先好好做這份工作。”（文中人物均為化名）